材料一   毋庸置疑，英国工业革命时期需要人才，而同时这一大背景又为人才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英国工业革命前后，人才所处的环境也对当时人才作用的发挥、工业技术的革新等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18世纪下半年的英国社会的每个角落都面临巨大变化，技术发明层出不穷，新兴行业与日俱增。随着工业革命后生产的发展，资产阶级需要经济、技术、医药、建筑、航海、艺术家等各类人才，这对世俗教育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市民阶层送自己的子女上学成为普遍现象。甚至农奴阶层随着自由身份的实现和经济能力的加强，他们也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英国社会在呈现出经济不断发展、民生渐趋改善的一面的同时，也始终面临着一些令人困扰的社会问题，贫困问题突出即是其中之一。为了缓解当时的劳资关系，英国政府在1700—1760年间，颁布了多个劳工法令，使劳工在雇主拖欠、克扣工资时提起申诉有了法律保障。

——摘编自张瑾《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人才环境探究》

材料二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政界人士、经济学家带动科技人才观发生两重变革：一是将科技人才提升至影响经济发展和国家间竞争的决定因素；二是赋予其等同于商品和资产的属性，直接影响了美国对科技人才的需求标准。美国政府和企业密切配合，将移民作为科技人力资源的重要补充，利用大规模的商业宣传、海外招聘以及“凭才能换公民身份”策略，建立起对全球人才优先挑选配置的特权。英国、加拿大等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效仿美国的改革，到20世纪60年代末多方多维参与的、常态化的国际人才竞争格局基本形成，重塑了国际移民的流动方向和特征。

——摘编自任慈《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对国际科技人才的争夺及其影响》

材料一   20世纪50年代后，伴随着新科技革命的浪潮，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入深入发展阶段。城市的基础设施高度完善，并呈现出信息化和智能化趋势，大批购物中心和生活配套设施涌现，人们的生活更加舒适和方便。与此同时，在城市中心过度拥挤以及交通运输迅速发展的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从以集中为主转向以分散为主，中心城市人口逐渐向郊区分散，郊区化特征日趋明显。经历了二战后60多年的发展，至2013年，西方发达国家总体的城市化水平已达到79.8%，法国、德国的城市化水平超过了75%，英国与美国则有80%以上，日本更是超过了90%。

材料二   二战以后，面对城市化的压力，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加强了对城市化的干预，加大财政投入，兴建和改善基础设施，并逐步形成和完善了福利体制。西方发达国家对城市化加强干预是一个长期性的过程，通过经济、政治、法律手段，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以及再分配的功能，改变城市的空间结构与空间定位，为更好地发挥城市功能创造了条件。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袁帅、孙媛《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材料一   19世纪60年代，大批徽商纷纷将资产转到上海，许多徽州人寓居沪上，不再回乡。19世纪80年代后，更多徽州人陆续来到上海，“挚子携妻，游申者更难悉数”。他们有的在上海地区的城乡村镇集市从事贸易活动，有的则以上海为贸易基地而进行长途贩运、转销活动，还有在上海当学徒的。据《上海地方史资料   》（三）记载：开埠前后，徽商在上海的经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来沪经商而最有手腕和力量的，可算是徽州人、宁波人、本帮人以及山西、广东和绍兴人，形成所谓‘帮口’”。可见当时徽商在上海已然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商帮。

材料二   近代，徽商的“盐、典、茶、墨”虽然在特定的背景中曾一度得到发展，并在经济社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从总体趋势来看，由于受外界环境的影响，进入近代后的上海徽商在一些传统行业的优势开始式微，其势力己不可与以往同日而语。徽馆原来在上海市场也十分有名，但到光绪季年，徽馆也由于经营方式守旧而衰落了。徽馆在此之前在上海的经营占有重要地位，顾客类多上流中人，后因为牢守旧习，不知发展，到此时几乎不能列于酒肆之列了。同样，旅沪徽商经营的其他行业亦均因经营囿于传统，墨守成规而在清季一一式微衰落了，代之而起的则是宁波商人、绍兴商人和洞庭商人等其他客籍商人。

——以上材料摘引自蔡玲存《徽商的近代发展与式微——以其在上海的活动为例》

材料一   16世纪到18世纪中叶，在欧洲的英国、西班牙、法国和荷兰等国，社会财富的重心由土地转向金银财富，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对商业资本都有很大的依赖性。货币财富成为各阶级共同追逐的对象，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支配力量，赤裸课的拜金主义成了社会风尚。社会经济的这种剧烈变化，在经济思想和政策方面，就表现为重商主义的兴起。重商主义者认为黄金、白银是社会财富的象征，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摘编自《货币的历史》

材料二   伴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开启，大量白银涌入明朝中期的中国，当时明朝赚走了当时世界开采的三分之一的白银，中国成为了当时世界最大的白银储备国。这些白银除了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与中国进行的丝银贸易，也来自日本与中国的贸易。白银的大量流入进一步刺激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也形成了一个围绕白银输入中国的贸易网络。

当明朝患上了“白银进口依赖症”时，崇祯初年，原先一年之内，有60多艘货轮运送白银到中国，但在此后却骤减到6到7艘船的白银，减少十倍，明朝货币供应出了大问题，崇祯年间遭遇了银荒危机。而日本德川幕府开始闭关锁国，于是西班牙白银、日本白银，都不再运到中国。另外，明朝富豪人家，大量窖藏白银，又进一步加剧银荒。银荒的出现，使白银计税下的百姓负担大幅度加重。也导致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应对危机能力大幅度下降，比如崇祯时代经常拖欠军饷。令人遗憾的是，明朝政府一直没能解决这个问题，最终诱发一场社会危机，导致明末农民战争的爆发。

——摘编自《解开明朝灭亡深层原因》

材料一   英国传统能源依赖木材。15、16世纪以来，英国人口增长迅速，传统手工业如啤酒业、煮盐业、玻璃制造业、造船业等迅速发展，而且都以木柴作为生产燃料，木柴短缺危机日益加剧。16世纪下半期开始，英国能源逐渐转型。到17世纪中期，英国的城镇基本上都开始使用煤炭作为主要生活燃料。到18世纪上半叶，煤炭已经取代柴薪，成为英国制造业所使用的主要能源。到了19世纪，英国已经基本完成了从柴薪到煤炭的能源结构转型，正式步入化石燃料时代。这比欧洲其他国家早了将近150年。凭借储量丰富的煤炭和铁矿，英国海军迅速发展壮大，到1899年拥有各类舰艇472艘，总吨位达到约126.6万吨，大大提升了英国的综合国力。

——摘编自潘荣成《近代早期英国能源转型及其启示》

材料二   美国是第二次能源转型的引领者。1859年宾夕法尼亚州挖掘了第一口油井，标志着世界现代石油产业的开端。此后百年间，美国一直都是世界石油工业的主导者。但在最初的半个世纪内，受限于精炼技术和利用技术的落后，石油主要用于提炼煤油以作照明之用，一直到1910年左右，石油消费量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例才超过5%。随着内燃机、汽车的发明与改进，石油逐渐得到广泛运用并成为主导能源。到1950年左右，石油在美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首次超过煤炭，成为主导能源。

——摘编自裴广强《近代以来西方主要国家能源转型的历程考察》

材料三   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和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是第三次能源转型的两大背景。进入21世纪，第三次能源转型在国际社会中掀起浪潮。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应对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领域正迎头赶上。2017年，中国“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和核电在建规模稳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非化石能源发展的引领者”。

——摘编自吴磊、詹红兵《国际能源转型与中国能源革命》

材料一 南北美洲向世界食品作物库贡献了玉米、马铃薯、木薯、番茄、可可、花生、红薯、南瓜、瓜笋、菠萝和其他一些物种。例如，马铃薯很好地适应了从爱尔兰到俄罗斯的欧洲部地区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它的引入对18-19世纪这一地区的人口激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激增的人口为海外帝国提供了大量人力，并为工业革命提供了足够的劳动力。马铃薯营养丰富，容易保存，在寒冷的气候条件下尤其如此。在马铃薯的原产地安第斯山区，人们已经开发出了极高的生产及储存马铃薯的技术。15世纪，马铃薯为安第斯印加帝国的扩张提供了能量。马铃薯在欧洲，特别是在爱尔兰的经历也揭示了过于依赖单一主食的危险性。1845-1852年，由于一种马铃薯疾病而导致的歉收使爱尔兰陷入了马铃薯饥荒之中：100万人死亡，另外还有100万人移出国境，爱尔兰因此丧失了1/4的人口。

——摘编自[美]约翰·麦克尼尔（著），夏天（译）《世界历史中的物种交流》

材料二 疫情背景下国际食物市场失灵问题更加凸显，使得低收入国家、地区和脆弱群体面临更为严峻的食物和营养安全形势，加强食物安全领域国际合作的需求日益迫切但同时国际合作也面临着受疫情冲击导致的治理目标和手段变革、预算削减等挑战。

——摘编自陈志钢等《疫情下的全球食物安全及国际合作：中国的角色和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