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毋庸置疑，英国工业革命时期需要人才，而同时这一大背景又为人才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英国工业革命前后，人才所处的环境也对当时人才作用的发挥、工业技术的革新等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18世纪下半年的英国社会的每个角落都面临巨大变化，技术发明层出不穷，新兴行业与日俱增。随着工业革命后生产的发展，资产阶级需要经济、技术、医药、建筑、航海、艺术家等各类人才，这对世俗教育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市民阶层送自己的子女上学成为普遍现象。甚至农奴阶层随着自由身份的实现和经济能力的加强，他们也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英国社会在呈现出经济不断发展、民生渐趋改善的一面的同时，也始终面临着一些令人困扰的社会问题，贫困问题突出即是其中之一。为了缓解当时的劳资关系，英国政府在1700—1760年间，颁布了多个劳工法令，使劳工在雇主拖欠、克扣工资时提起申诉有了法律保障。

——摘编自张瑾《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人才环境探究》

材料二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政界人士、经济学家带动科技人才观发生两重变革：一是将科技人才提升至影响经济发展和国家间竞争的决定因素；二是赋予其等同于商品和资产的属性，直接影响了美国对科技人才的需求标准。美国政府和企业密切配合，将移民作为科技人力资源的重要补充，利用大规模的商业宣传、海外招聘以及“凭才能换公民身份”策略，建立起对全球人才优先挑选配置的特权。英国、加拿大等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效仿美国的改革，到20世纪60年代末多方多维参与的、常态化的国际人才竞争格局基本形成，重塑了国际移民的流动方向和特征。

——摘编自任慈《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对国际科技人才的争夺及其影响》

材料一   20世纪50年代后，伴随着新科技革命的浪潮，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入深入发展阶段。城市的基础设施高度完善，并呈现出信息化和智能化趋势，大批购物中心和生活配套设施涌现，人们的生活更加舒适和方便。与此同时，在城市中心过度拥挤以及交通运输迅速发展的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从以集中为主转向以分散为主，中心城市人口逐渐向郊区分散，郊区化特征日趋明显。经历了二战后60多年的发展，至2013年，西方发达国家总体的城市化水平已达到79.8%，法国、德国的城市化水平超过了75%，英国与美国则有80%以上，日本更是超过了90%。

材料二   二战以后，面对城市化的压力，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加强了对城市化的干预，加大财政投入，兴建和改善基础设施，并逐步形成和完善了福利体制。西方发达国家对城市化加强干预是一个长期性的过程，通过经济、政治、法律手段，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以及再分配的功能，改变城市的空间结构与空间定位，为更好地发挥城市功能创造了条件。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袁帅、孙媛《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材料一   19世纪60年代，大批徽商纷纷将资产转到上海，许多徽州人寓居沪上，不再回乡。19世纪80年代后，更多徽州人陆续来到上海，“挚子携妻，游申者更难悉数”。他们有的在上海地区的城乡村镇集市从事贸易活动，有的则以上海为贸易基地而进行长途贩运、转销活动，还有在上海当学徒的。据《上海地方史资料   》（三）记载：开埠前后，徽商在上海的经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来沪经商而最有手腕和力量的，可算是徽州人、宁波人、本帮人以及山西、广东和绍兴人，形成所谓‘帮口’”。可见当时徽商在上海已然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商帮。

材料二   近代，徽商的“盐、典、茶、墨”虽然在特定的背景中曾一度得到发展，并在经济社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从总体趋势来看，由于受外界环境的影响，进入近代后的上海徽商在一些传统行业的优势开始式微，其势力己不可与以往同日而语。徽馆原来在上海市场也十分有名，但到光绪季年，徽馆也由于经营方式守旧而衰落了。徽馆在此之前在上海的经营占有重要地位，顾客类多上流中人，后因为牢守旧习，不知发展，到此时几乎不能列于酒肆之列了。同样，旅沪徽商经营的其他行业亦均因经营囿于传统，墨守成规而在清季一一式微衰落了，代之而起的则是宁波商人、绍兴商人和洞庭商人等其他客籍商人。

——以上材料摘引自蔡玲存《徽商的近代发展与式微——以其在上海的活动为例》

材料一马铃薯起源于南美洲安第斯山，迄今已有7000年的栽培史。印第安人为它的驯化、人工栽培、耕作模式、育种、储藏、加工、食用等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16 世纪30年代，西班牙殖民者"发现"了马铃薯，50年代他们将薯块传入西欧，70年代初开始在西欧零星种植。马铃薯传入欧洲慢慢传开后，除了爱尔兰和西班牙，在各国主要种植在庭院，供观赏和植物学家药学家收藏和研究。18世纪因各种原因引起的灾荒和饥蚀促使土豆在欧陆国家作为救荒作物大大普及。法国医生和药师帕门梯耶尔从18世纪60年代起，就致力于马铃薯的推广和普及，于1774年出版了《马铃薯的化学检测》一书，书中详细深入地分析检测介绍了马铃薯含的丰富营养成分和可以辅助治疗的各种疾病。到18世纪末期，马铃薯成为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主要食物。

——摘编自张箭《马铃薯的主粮化进程》

材料二马铃薯的种植、传播以及现代马铃薯产业的发展都表明，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科学技术是做大做强马铃薯产业的根本动力。马铃薯的产量高低和品质好坏在种薯，而种薯的培育靠科技；马铃薯深加工程度和马铃薯产业链的延伸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马铃薯产品研制水平。以美国为例，各种食品研究机构和马铃薯加工厂商，对马铃薯食品的口味和脂肪含量的最佳配比进行实验，在保证美味的同时减少脂肪含量，研制出很多顺应人们健康饮食的马铃薯食品，推动了马铃薯的深加工。

——摘编自楚雪《从"洋芋"到"土豆"的文化——马铃薯跨文化传播现象研究》

材料一   16世纪到18世纪中叶，在欧洲的英国、西班牙、法国和荷兰等国，社会财富的重心由土地转向金银财富，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对商业资本都有很大的依赖性。货币财富成为各阶级共同追逐的对象，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支配力量，赤裸课的拜金主义成了社会风尚。社会经济的这种剧烈变化，在经济思想和政策方面，就表现为重商主义的兴起。重商主义者认为黄金、白银是社会财富的象征，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摘编自《货币的历史》

材料二   伴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开启，大量白银涌入明朝中期的中国，当时明朝赚走了当时世界开采的三分之一的白银，中国成为了当时世界最大的白银储备国。这些白银除了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与中国进行的丝银贸易，也来自日本与中国的贸易。白银的大量流入进一步刺激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也形成了一个围绕白银输入中国的贸易网络。

当明朝患上了“白银进口依赖症”时，崇祯初年，原先一年之内，有60多艘货轮运送白银到中国，但在此后却骤减到6到7艘船的白银，减少十倍，明朝货币供应出了大问题，崇祯年间遭遇了银荒危机。而日本德川幕府开始闭关锁国，于是西班牙白银、日本白银，都不再运到中国。另外，明朝富豪人家，大量窖藏白银，又进一步加剧银荒。银荒的出现，使白银计税下的百姓负担大幅度加重。也导致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应对危机能力大幅度下降，比如崇祯时代经常拖欠军饷。令人遗憾的是，明朝政府一直没能解决这个问题，最终诱发一场社会危机，导致明末农民战争的爆发。

——摘编自《解开明朝灭亡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