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盘点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

1982年-2022年，中共中央发布了24个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见表。

早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来自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种植技术就已在辽东半岛最南端的大连地区落地生根。渤海国（698年—926年）“卢城之稻”的种植则无疑是东北亚稻作农业历史上的一个高峰。辽金两朝“龙兴”于东北地区，多样的自然环境为人类进行各具特色的生产活动提供了基础，“卢城之稻”也在此时西传到达了今五常所在的“金源内地”；东北南部的稻种溯辽河而上进入松嫩大平原，两条稻种传播路线在此交汇。咸丰四年清政府在此设立“举仁、由义、崇礼、尚智、诚信”五个甲社，称此地为五常，享有“千年水稻，百年贡米”之誉的五常大米正式得名。

美国不仅拥有地域辽阔、土地富饶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还具有其他国家没有的大陆殖民开发的独特的历史条件，农业发展中非常关键的土地问题有着与众不同的解决方式。到1979 年美国农产品的商品率，大米为99.5%，小麦为96%，稞麦为81%，玉米为62% ，在美国占比高达90%的小型家庭农场中，农业产出已由“自给半自给”转变成“商品性的”，20世纪80年代，美国已经出现了基于农业电子数据交换技术的电子商务业务。

黑龙江省农垦经济研究所王阳2011年所著的《黑龙江垦区发展简史》中写道：“64年前，为巩固东北根据地，延安的火种点燃了北大荒；53年前，为建设北大荒，10万大军挺进荒原；43年前，50余万知青响应祖国的号召奔赴北大荒；33年前，改革春风拂动全国，北大荒探索出以家庭农场为基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2020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被界定为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国有企业；2020年黑龙江省获粮食总产量、人均产量、调出量三个全国第一；2021年黑龙江省的粮食产量超过了法国、加拿大，位居世界第八。

材料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亿万农民不断探索实现农业现代化，针对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论、新思想和新举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支出数额庞大且逐年增长，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同时，党中央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逐年提升，到2021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1%。

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粮食产量为11318.4万吨，到2021年，粮食产量已经达到68284.75万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以种植业为主，截至2021年底，我国实现了从以种植业为主向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转变。党中央在确保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的基础上不断满足社会多样化的需求，使农业从单一的生产农产品向休闲旅游等领域拓展。据统计，2019年全年，我国乡村休闲旅游接待游客约33亿人次，营业收入高达8500亿元，产业发展呈“井喷式”增长趋势。

——摘编自蒋飞、陈娇娇《中国共产党对农业现代化的百年探索及经验启示》

材料一   从历史上看，英国作为古典自由贸易倡导者。在其失去霸主地位之际，立刻转向保护主义；美国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倡导者，一旦相对衰落，就会表现如特朗普总统推行的“美国第一”政策。……由于种种原因，包括发展中国家掌握了经济发展的经验从而快速发展，实力不断上升，导致原有国际格局发生变化时，现有霸主立刻会把自由主义政策调整为保护主义政策，其目的就是尽量延续垄断利益，从对增量的独占转为对存量的维护。

——摘自《西方经济学对保护主义的掩饰和误导》发表于《红旗文稿》

材料二   2018年，这种“实验”就从极右翼政党在意大利上台时开始了。但是，在今天的情况下，欧洲人对这种事情已经变得更加习以为常。欧洲对极右翼势力设置民主警戒线的时代即将结束，极右翼势力参与政治生活以及其他政党与极右翼政党结盟，已越来越被人们视为正常的事情。

——参考消息网2022年9月21日报道

材料三   2019年-2020年世界主要国家GDP数据表（美元计算）

材料一   城市化是推动现代化的重要机制。从历史与现实看，中国的城市化与现代化同样有着很强的关联性，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视野。

——摘编自宋道雷、林越《城市化推动的现代化：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视角》

材料二   “城，所以盛民也。”人民是城市建设的主体，也是城市建设成果的共享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领导，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道路。

——摘编自李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材料三   1990—2020年我国城市基础设施改善情况

——摘编自孙婷《中国近40年城市化发展主导战略与实践反思》

材料一：   儒家倡导“民安国稳”。中国历来重视传染病的防治。秦汉十分注重用法律来控制传染病，用药物防治。秦律规定，凡麻风病人都要送往“疠迁所”隔离起来。东汉时的《神农本草经》提到了用药物防治传染。从魏晋到隋唐时期，疫情发生后，一些官员采取赠药和在交通要道上晓谕药方的办法来加以控制。

最重视防疫和治疫的莫过于两宋。朝廷大量修订、编撰和印行医书。由政府出面整理和推广医书和药方，倡导戴口罩，这在全世界都是一个惊人的创举。

元明清时期统治者对疫情也比较重视。康熙皇帝还亲自研究天花，大力推广种痘法。

毕竟种种限制，古代防疫控疫的效果远不如近现代，灾难得不到有效遏制。

材料二：   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上，中国人民也曾饱受传染病的痛苦，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而退却，而是从一次次的疫情防控中积累经验，提高了整体健康水平。

1910年东北鼠疫的流行对中国现代医学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促进中国初步建立了现代防疫体系，奠定了中国公共卫生的基础。当时有个著名的中国医学家伍连德，采取了推广口罩使用、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患者、集中火化鼠疫患者尸体等多种防治措施，在短短的4个月就成功控制住了本次暴发的鼠疫。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对传染病防治工作高度重视，在公共卫生疾病控制上面取得了很多重大成绩。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毛泽东主席的倡导之下，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在全国迅速地展开，有效控制了鼠疫等突发急性传染病的流行，切实改善了群众的健康状况。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加强医疗队伍建设，改进医疗设备，特别是开发疫苗。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之下，以钟南山为代表的医学专家发明了疫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抗疫成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享受着现代医学和国家英明决策的成果。

——以上材料摘自《中国防疫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