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古代城市的规划很早就有了：一种是《周礼·考工记》中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南北大道）九纬（东西大道），经涂九轨。左祖（宗庙）右社（社稷），面朝后市……”在周代，天子的城方九里，公爵的城方七里，侯爵与伯爵的城方五里，子爵的城方三里另一种是《管子·乘马》中的“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据孙莉《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布局对我国当代城市规划的启示》

材料二   唐宋城市变革标志着中国古代的城市在空间格局和制度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据钟灵毓《＜清明上河图＞中的北宋东京市肆形态及街巷空间研究》

材料三   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城市化有所发展，1843年、1893年、1949年中国城市人口占比分别为5.1%、6%和10.6%，与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人口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城市，沿海地区人口城市化色彩浓厚，但内地城市发展停滞、衰落，例如，西安人口由曾经的百万减少到1920年的20万，兰州人口1901年的55万，减少到1921年的32万。在铁路沿线及其辐射区域，一大批新兴城市和集镇拔地而起，那些沿江沿海港口城市由于增添铁路这一新的运输手段，而更加兴盛起来。

——据马先标《百余年近代中国城市化历史回顾与探讨》

材料一     中国古代粮食安全思想从先秦开始萌芽，至秦汉得以全面发展，隋唐趋于完善，明清最终定型并增加了新的内容。许多思想家开始注意粮食的市场贸易在解决粮食安全方面的作用，并形成了以儒家民本思想为核心的古代粮食安全思想。在这个思想体系中，重农思想是保障粮食稳定、充足供应的基础，储粮备荒是应对粮食危机的主要方式，赈济灾荒是发挥粮食安全作用的重要手段，粮食流通在调剂地区粮食余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以粮食为基础的国家政策是重农思想在实践中的体现。

——摘编自吴宾、党晓虹《试论隋唐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粮食安全思想的壇变》

材料二       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美国对其实行粮食禁运，1979——1980年苏联粮食供应量减少了大约600万吨，极大的冲击了苏联的畜牧业，导致了肉类产量的减少，但是其后果与预想的苏联能够找到可以替代大量被禁运粮食的供应来源不可同日而语。禁运也促使苏联意识到粮食自给自足的战略重要性，刺激了国内政策的转向。同时，粮食禁运也导致美国粮食价格大幅下跌，国内市场元气大伤，许多粮食企业面临破产。最终美国政府接受了来自农业界和粮食企业对于撤销禁运政策的呼吁，于1981年4月取消了粮食禁运政策。

——摘编自李晨曦、吴克宁《粮食能不能作为武器？——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粮食贸易禁运》

材料一   自秦汉以来，凭借着“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高密度小农经济，中国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灿烂文化，并在很长时间内都遥遥领先于西方世界。小农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和经济组织，构成中国古代、近代的基本社会经济单位，它具有很高的经济效益和很低的运作成本，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产物。但是，小农经济又不是孤立于中国“大生态环境”之外的事物，它不得不受到外在自然及社会环境的根本制约。

——摘编自林刚《中国近代工业与小农经济》

材料二   基于农业的发展、手工业的兴盛及个体小农在人口数量上的空前增长，突破一亿大关，宋代的商品经济达到了我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二高峰。宋代个体小农除了继续从事传统的粮食生产外，还大量种植经济作物，进行家庭养殖，以及季节性地从事兼业活动。陆九渊《与张元鼎书》分析金溪农民在农闲时从事制陶业后总结说：“今时农民多困穷，农业利薄，其来久矣，当藉他业以相补助者，殆不止此。”当时农户一遇农闲，他们便进入市场，为工、为匠、为刀镊、为负贩，只要有条件，有机会，他们无不为之。

——摘编自穆向丽 巩前文《小农经济：形成、发展与演变》

材料一 《诗经》中有很多重视粮食储备的诗句。先秦时期的管仲将粮食安全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而且指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自秦统一后，将重农作为基本国策颁行天下，立法保护农民土地所有权，设置农官管理、督促农业生产。汉初则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贾谊强调用行政手段促使百姓归农，晁错则主张通过经济杠杆提高粮食价格。唐代刘晏主张根据粮食丰歉调整税赋。南宋董煟在《救荒活民书》中提出选择储粮主体要有所侧重，以藏富于民为主将粮食分储于不同的主体，以更好地发挥储备粮赈灾救灾的作用。元世祖极为重视传播和普及农业知识和技术，主张用先进的农耕技术指导农民耕作，编辑成《农桑辑要》颁布天下。

——摘编自赵纪萍《学习时报》

材料二 美国的全球粮食战略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末，它是由少数私人基金会赞助的，基础是维护美国家庭所代表的洛克菲勒家族财富和权力的目的，这些家庭被称为“东海岸。通过该项目资助的隐藏表单在能源、教育、医学、生物学、外交政策和其他领域扩大其影响力、计划主宰世界。自1950年代以来，通过美元贬值、政府补贴、高科技等不断巩固其在世界农业市场的主导地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食品供应商。在美国跨国农业巨头—嘉吉游说下，世界粮食库存在1970年代初已跌至历史低点。在粮食武器思想的指引下，粮食—金融—能源战略，确保了美国控制全球石油、谷物和其他重要的战略资源，最终维护了美元的金融帝国。                                                  

——摘编自周立《美国的粮食政治与粮食武器》等

材料三 中共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世情、国情、农情、粮情出发，提出“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目前，我国谷物自给率超过95%，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70公斤左右，比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的209公斤增长了126%，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据国务院《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

材料一：

材料二：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惟在平日留心劝导，使民知本业之为贵，崇尚朴实，不为华巧。

——《清世宗实录》卷五十七

材料三：上海开埠后，“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土布）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丝、茶的出口额迅速增长。茶的出口由1843年的1300多万斤增加到1855年的8400万斤；丝的出口从1843年的1000多包增加到1855年的56000多包。由于丝、茶等农产品的大量出口，一些地区的农民放弃粮食生产转而种桑植茶。

——李侃等《中国近代史》

材料一   我国粮食储备的历史早在新石器时代即已开始。夏朝，仓储制度已正式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财政制度。从周朝开始，历代王朝兴建了规模不等、层次多样的仓储。汉代，长安太仓一直是王朝的国家粮仓，是保证国家机器运转的重要职能部门。隋代广置仓储，普遍兴建义仓，并劝令“诸州百姓及军人”输粟储仓。唐代全国有许多储粮几万石、几十万石甚至几百万石的仓、场，组成了一个细密周至的仓康网络。宋代设置了多种形式的仓库，名目繁多，计有太仓、常平仓、义仓、社仓、惠民仓、广惠仓、丰储仓、平余仓等。明代两京、直省府州县、藩府、边隘、堡站、卫所屯戍等均设仓，还在从杭州到都城的漕运线上建有一系列临水大仓。清代“各直省则设有常平仓，乡村则有社仓，市镇则有义仓，近边则有营仓，濒海则有盐义仓。”

——摘编自施峰《中国古代仓储制度的作用与弊端及其对当前粮食储备管理的启示》

材料二   民国时期粮食安全问题尤为突出，粮食仓储日益萎缩，仓政废弛，粮价飞涨。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为备战备荒，于1933年10月，制定了“兴办仓储计划”，将仓储分为国立储备仓、省立储备仓和县仓、区仓。同时，明确划分国家、省级、地方不同粮食储备主体的责任。1935年，实业部制定了《农仓业法》及其实施细则，大力推动新型农仓的建设，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当时的农民银行、中国银行等均在各地设立了仓库。《农仓业法》规定：“除堆藏及保管农产品外，可以兼营受寄物调制改装及包装，或介绍借款业务，并规定农仓于收受寄托物后，应发给仓单。”但由于政府财力匮乏，导致仓储设施简陋，储粮损失较大，加之可收购粮源有限，使得粮仓调剂余缺，平抑粮价的功能无法真正发挥出来。

——摘编自金梅等《粮食安全与粮食储备制度的发展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