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宋时期属于市镇的初兴阶段，宋室南渡后才掀起一个发展热潮。以两浙地区为例，至今尚有史可考的市镇超过了700处，不少地区市镇的商税额接近甚至超过了所在州县城市，如咸淳初年，临安府仅北郭、浙江、江涨桥、龙山4个市镇的年商税额就有26.4万贯，相当于府城商税额的1.7倍。与此同时，市镇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环城市镇、农业市镇、手工业市镇、商品转运市镇、港口市镇等不同类型，使市场活动得以渗透到市镇周边农村各个角落，促使越来越多的手工业由家庭副业转变为商品化的专业生产，并成为市镇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陈国灿《中国早期城市化的历史透视》

材料二   明清之际，中国人口快速增长，江南地区的人民为了应付生计问题，不得不将种植棉花、棉纺织业和植桑养蚕产丝作为副业。政府也在当地多设织造（染）局，直接生产丝织品。于是盛泽、黄溪等市镇的居民“尽逐绫绸之利”，而到康熙时已是“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而来，摩肩联袂，如一都会。”此类因丝织业而发展壮大的市镇，连同因棉布业而发展起来的朱家角、安亭等市镇一起，构成了江南市镇群落的璀璨明珠。这些市镇也吸引着邻近地区的士大夫阶层向它聚集，如浙江湖州的南浔镇，便有“九里三阁老，十里两尚书”的民谚，入清以后仍保持着“书声与机杼声往往夜分相续”的传统。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一   非洲的城市人口从1950年的2700万人（618个城市群）增长到2015年的5.67亿人（7600个城市群）。仅肯尼亚一国2015年的城市人口就已经超过了1950年整个非洲大陆的城市人口。超过50%的非洲人口生活在城市。截至2015年，非洲有11个城市的人口超过了500万，其人口总数达到9500万。而非洲6740个小城市群的人口总数为1.8亿，其中每个城市的居民不到10万。据统计，2000—2015年，拥有1万至10万居民的非洲城市数量增加了近2000个。与此同时，距离邻国城市群不到10公里的边界城市有47个，不到40公里的边界城市有635个。生活在这些边界城市的人口超过了4200万（约占非洲城市总人口的8%）。

——摘编自【法】彭旦文、王晓波《非洲城市化的前景》

材料二   201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新型城镇化的概念。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2013—201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由53.73%增至59.58%，年均增长1.17%。这一阶段的城镇化速率比1996—2012年的增速降低了0.21个百分点，但城镇化的质量显著提高。比如，户籍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在逐渐缩小，随着国家对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就业的鼓励和支持，外出务工人口增长规模相对有所下降，就地城镇化的比例相对在提高。2019年4月，国家发改委在《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出，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Ⅱ型大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与此同时，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为引导土地有序流转、保护农民权益、形成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立了基本制度框架和政策依据。

——摘编自朱鹏华《新中国70年城镇化的历程、成就与启示》

材料一   中国至少已有3500年以上的疫情历史。中国疫灾频度的朝代变化有两个明显的高峰期：第一高峰期是魏晋南北朝，第二高峰期是南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两朝，其疫灾频度高达33%—82%，平均59.6%，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魏晋南北朝高峰期的形成与天气寒冷、极端气候事件频繁有关。该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动乱时期，导致了大批难民的流动。难民的流动既为瘟疫的流行提供了便利的传播途径，也使瘟疫的流行具备了大量的易感人群。南宋以后高峰期的形成，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南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以来，人口密度增加，人口流动性增强，致疫病种增多对疫灾频度的提高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编自王文远、杨进《古代中医防疫思想与方法概述》

材料二   中国古代统治者历来重视防疫。如明代皇帝继承历史上皇帝向人民颁布医方、恩赐医药的传统，不仅在流行病发生时采取一些颁方赐药的措施，而且在平时也注意医方的颁赐工作。元末频繁的战争使中华大地再次大量出现腐尸骸骨。当明初社会初步稳定后，政府便开始组织人力收埋暴露的腐尸骸骨。疫病流行时，明政府一般都会派遣医官巡视病情，并由惠民药局发给药物。嘉靖、万历时期这方面措施更为具体，政府一般还停止征粮征税，或采取别的变通措施，以减轻人民负担。

——摘编自梁峻《中国古代防疫资鉴—辽至明清防疫概览》

材料   自19世纪末年开始，北京作为中国三座大城市之一，人口大幅度增加，从1881年的87万人，增加到1910年的100多万人，1932年则增加到150多万人。……从1924至1948年，北京共开辟了6条电车线路，总通车里程约48公里，在北京城墙之内纵横交错，为北京内城和外城间、东部和西部之间提供了跨越城区的交通联系，逐渐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城市交通网络。但是北京电车系统却面临许多严重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乘坐率低。1929年10月，北平发生了人力车夫砸毁电车事件。最终电车公司不仅没有能够扩大电车网络，降低票价，而且被维持昂贵的票价，最终使电车成为多数城市居民承受不起的消费。另外，为有效使用电车，需要铺设轨道，架设电线，或是拓展街道。但是作为历史文化古都，城门、城墙和牌楼之类古代标志，既是封建都城权威的象征，也是传统建筑美学的体现。对扩展电车轨道、竖立电线杆而言，它们都构成极其严重的障碍。在许多人看来，现代技术将会破坏古都的风貌的宁静。有些人还搬出中国所特有的“风水”观念，宣称电车的到来，将给城市人民带来厄运。电车公司开始时曾请求市政当局批准拆除影响施工的牌楼。然而，当这一消息泄露后，立即受到社会各界的猛烈谴责。市政当局不仅拒绝了电车公司拆毁牌楼的申请，而且命令其修复在安装悬空电线和铺设轨道期间遭到破坏的所有牌楼。电车公司不得不取消最初计划，另寻电车路线。这在无形中增加了电车公司的投资成本和运营成本。尽管如此，电车、汽车这两种最主要的现代交通工具在各个大城市还是比较普遍地被使用着。

——摘编自李长莉等著《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

材料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交通传入中国，官僚阶层开始配有私人轿车享受汽车待遇。城市工商业者也有小轿车，但更多是人力车。这些私车华丽，多挂“某宅自用”的铜牌。普通居民区交通设施差，至1918年，北京修筑的道路“无风三尺土，微雨满街泥”。北洋军阀时期，国内长途交通票价较贵、 服务差，还经常遇到政府兵痞强行挡车征用。

——摘编自昊建庸《北京城市生活式》戴均良《中国城市发展史》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乘坐公车逐渐普及，政府严格控制干部配车，市内交通方面，除了个别领导，一般干部出行都和普通市民无异。传统的人力交通工具如轿子、人力车等在中国城市中就绝迹了。长途交通实行低运价，铁路票价仅为建国前的1/5。整顿了过去客车肮脏和拥挤现象，很多列车为妇女幼童和不吸烟旅客设置专门车厢，主要车站添设了母子候车室、医疗处等设施。普通劳动者聚居的生活地区道路交通系统得到了改善。1957年初，12个原来没有公共汽车的城市有了公共汽车，国家对西安等西部城市重点建设，兰州等城市还修了环行铁路。

——郑艳《新中国初期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变迁(1949—1957)》

材料三   20世纪30年代前， 英国城市公共交通已经颇具规模，但基本由私人投资者进行建设、运营、管理。政府关于城市交通的政策与措施相当有限，常出现换乘不衔接，票务系统不统一，管理混乱。50年代，英国制定交通发展战略。70年代初，政府建立客运交通的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总体协调。同时认识到交通还要顾及环境、土地使用、社会公平等多方面的问题。2004年英国又开始关注影响城乡交通发展的一切政策和制度建设，并强调对“人”的关注，更加强调“综合性”、“参与性”。

——宿凤鸣《浅析英国城市公共交通发展沿革》

材料一   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天子躬行勤政，可使“四夷”归服，而周边部族及诸国遣使朝贡，可体现王朝强盛的气象。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后，推行“怀柔远人”政策，周边诸国“思汉威德，咸乐内属”。唐代，大食、日本等向唐朝多次派遣使节，学习唐朝的制度与文化；玄奘前往天竺求取佛经，传播佛教文化，堪称中外和平文化交流的典范。明初，中央政府列出了周边十五国为不征之国。明成祖时，郑和下西洋更是宣示和平的远洋航行，郑和被奉为和平使者。中央王朝将“厚往薄来”理念推广至与周边部族、诸国的交往中，并长期作为维持朝贡体系的基础。在朝贡体系下，中央王朝与朝贡国建立了紧密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各朝贡国自由决定是否与中国往来。

——摘编自刘祥学《远迩相安共享太平——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宗旨》

材料二   鸦片战争之后，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许多保守的封建士大夫囿于“夷夏之大防”的传统观念,将西方列强以“夷狄”视之。郭嵩焘认为中国不仅在船炮机械等器物层面上落后于西方，而且在制度层面上也比西方落后，要与西方国家进行平等的交往。面对“眈眈环视之洋人”,他反对“不问国势之强弱，不察事理之是非，惟瞋目疾呼，责武士之一战，以图快愚人之心”；而要通过商战、和平谈判、外交斡旋等方式， “以条约为凭”、“谨守和约”，与西方列强据理力争。1876年，郭嵩焘成为近代中国的首任驻外使节。

——摘编自易永卿《论郭嵩焘的和平外交思想》

材料三   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战略和政策，有着怎样的外交行为模式，关键看该国奉行什么样的外交理念。纵观当代中国外交史， “和平”是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它既源自于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基因，也扎根于新中国近七十年的伟大外交实践。当代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也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指导着中国坚定地走和平发展之路。

——摘编自卢静《中国和平外交的风格与气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