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英国）工人买的土豆多数都是质量很差的，蔬菜也不新鲜，干酪是质量很坏的陈货，猪板油是发臭的，肉又陈又硬，都是老畜的肉，甚至常常是病死或死畜的肉，并且往往已经半腐烂了。穷人即工人每花一文钱都得盘算一下，结果，所有这些掺假的甚至常常是有毒的食物都卖给了他们，把咸黄油冒充新鲜的出售，糖里面掺上米粉或其他价格便宜的东西，制肥皂时刷下的废弃物也掺上别的东西冒充糖卖，可可里面营掺有筛得很细的褐色粘土，把泡过的茶叶晒干烘焙然后当作好茶叶售卖。

（英国）社会正是在自己的成员最需要它援助的时候抛弃了他们，让他们去受命运的摆布……我坚决认为：现在已经间接地以个别小冲突的形式进行着的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并在英国成为全面的和公开的战争。

——摘编自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

材料二   1996年在英国发生的“疯牛病”事件使许多消费者谈“牛”色变。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人员国际流动频繁，国际贸易发展迅速，世界各国的轻济依存度日益加深。食品安全问题日渐成为世界各国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强化食品安全领域的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的呼声日益高涨。当前，发达国家建立了较为完善和健全的食品安全监督体制，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这一方面起步较晚，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建设仍很多薄弱。

——填编自李段《全球化背景下的食品安全：制度的建与国际合作》

材料一马铃薯(俗称洋芋)在明万历年间传入中土，从东南沿海至北京，当时仅是皇室、显贵盛馔。乾隆年间推行垦荒增粮，马铃薯承担了重要角色，八旗子弟也以油炸、烧烤马铃薯为食。汉族人以为八旗子弟吃洋芋让人长得帅气，变得强壮有力，于是出现“吃洋芋，长子弟”之说。嘉庆年间，人口成倍骤增，适应性强的马铃薯种植已经遍及山南海北，垦者达千百万计，局部地区甚至以其为口粮，“吃洋芋，长子弟”遂成为中国人情结。

——摘编自翟乾祥《16-19世纪马铃薯在中国的传播》等

材料二下表马铃薯与英国餐桌文化

——据史蒂文·托皮克《马铃薯在欧洲的传播及社会影响》等整理

材料三甘肃做大做强马铃薯产业。2022年底，马铃薯制品生产能力达 70余万吨，马铃薯全产业链产值达340亿元。马铃薯从“救命薯”到“温饱薯”，从“脱贫薯”到“小康薯”，再到“振兴薯” “营养薯”，极大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

——摘编自王朝霞《“小土豆”书写乡村振兴“大文章”》

材料   正当中国未开垦的土地要用完的时候，她的人口却开始加速增长起来。最大的推进是在1949年系统地采用现代的公共卫生措施以后，人口增长率从1949年以前数十年中每年不到1％一跃而为2％以上……劳动组织的改变并不是不重要，然而这种改变自身能产生多大效果，完全要看传统的技术中给提高生产率究竟留下多少余地。……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使用传统方法取得的粮食产量增长已经开始放慢，但是由于现代工业兴起而带来的对于粮食产量的需求，却开始加速增长……政府所采取的第一个具有长远意义的步骤是重新组织人民公社，以便减少管理和生产积极性等方面的问题，并且开始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法国每年进口500到600万吨粮食……第二个重大转变是在现代资本投入上的大规模投资。在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农村电气化扩大了，现代农具、电动机、水泵和其他机械销售量增长了，最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化肥工业的发展。到1966年，化肥的进口量比1957年增加了1倍以上，国内生产也提高了7、8倍。

——摘编自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

材料   卢永根（1930年—2019年），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中科院院士，著名水稻遗传学家。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其相关研究被学界认为是目前对栽培稻杂种不育性和亲和性比较完整、系统的新认识，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对水稻育种实践具有指导意义。他带领研究团队共选育出作物新品种30多个，累计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从1983年开始，卢永根担任13年的华农校长。他打破学校面临的人才断层困局，给有能有为的年轻人拓展了广阔天地。作为一名老党员、老教师，卢永根同样以他的一腔爱国热情去教育和感染他的研究生、青年教师和出国学习访问的学者。温思美、彭新湘等一大批优秀的青年科技人才，也正是在他的感召下，放弃了国外的优越生活，回到祖国，来到华农，成为各自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2017年3月，卢永根院士及夫人徐雪宾教授将毕生积蓄合计880余万元全部捐赠给华南农业大学，成立“卢永根·徐雪宾教育基金”，用于扶持农业教育事业。

——摘编自《光明日报》

材料一   战后初期通过占领区政府救济基金的粮食援助，是美国对日粮食战略的基础。1949年之前，美国对日本首要关注的就是城市的粮食短缺。工人的食品开支减少，对工资增长的需求就会降低，这将大大缓解对经济发展的压力，但粮食短缺带来黑市价格的高涨，通胀严重，从而推高了日本的生产成本，使日本的出口产品缺乏竞争力，最终使日本无法获得足够的外汇购买粮食。另外，如果无法解决日本的粮食问题，将极大危害其社会和政治稳定性，也不利于美国实现占领和改造日本的政治目标。此后，美国面临国内粮食过剩，将日本作为重要的出口对象，特别是在1954—1955年，以美日共同推进“营养改善运动”的名义，通过官民并举、政商结合、战略与战术并用的方式，大力推动美国剩余粮食（包括做面包的小麦、做饲料的玉米等等）的对日倾销。

——摘编自徐振伟《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的粮食战略及其影响》

材料二   2010—2020年世界及各地区食物不足人口数与发生率

注：“-”表示数据未报告

——摘编自李先德《全球粮食安全及其治理：发展进程、现实挑战和转型策略》

材料一   民国政局动荡、战争频仍，再加上水旱灾害连年，粮价起伏较大，囤积粮食之风日盛。尽管国民政府三令五申严禁囤积居奇，但此风难禁。一些不法粮官也假职权之便，私自囤积大量粮食，囤积居奇成了粮官牟取私利的手段。其中湖南的粮食贪污案频发，粮官贪污腐败现象极其严重，而国民政府未能有效整肃粮食贪风，最终使粮政成为其政权走向倾覆的重要原因之一。

——摘编自杨实生《民国时期湖南粮食贪污的形式与原因》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按照中共中央部署，湖南进行了数额庞大的粮食调运，自上而下地建立了粮食调运体系，包括统一调度的政策、行政体制与运输体制。新中国成立后，湖南省作为全国稳定提供外调商品粮的省份之一，外调粮数量居全国第三位，大米调出量居全国第一位。湖南粮食大调运产生的效果包括稳定物价、保证供给、支持解放战争与抗美援朝、救济灾荒和出口创汇等；从更深层看，粮食大调运在构建党和政府与农民的新型关系、建立新的经济秩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摘编自尹红群《1949—1952年湖南粮食大调运》

材料一马铃薯起源于南美洲安第斯山，迄今已有7000年的栽培史。印第安人为它的驯化、人工栽培、耕作模式、育种、储藏、加工、食用等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16 世纪30年代，西班牙殖民者"发现"了马铃薯，50年代他们将薯块传入西欧，70年代初开始在西欧零星种植。马铃薯传入欧洲慢慢传开后，除了爱尔兰和西班牙，在各国主要种植在庭院，供观赏和植物学家药学家收藏和研究。18世纪因各种原因引起的灾荒和饥蚀促使土豆在欧陆国家作为救荒作物大大普及。法国医生和药师帕门梯耶尔从18世纪60年代起，就致力于马铃薯的推广和普及，于1774年出版了《马铃薯的化学检测》一书，书中详细深入地分析检测介绍了马铃薯含的丰富营养成分和可以辅助治疗的各种疾病。到18世纪末期，马铃薯成为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主要食物。

——摘编自张箭《马铃薯的主粮化进程》

材料二马铃薯的种植、传播以及现代马铃薯产业的发展都表明，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科学技术是做大做强马铃薯产业的根本动力。马铃薯的产量高低和品质好坏在种薯，而种薯的培育靠科技；马铃薯深加工程度和马铃薯产业链的延伸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马铃薯产品研制水平。以美国为例，各种食品研究机构和马铃薯加工厂商，对马铃薯食品的口味和脂肪含量的最佳配比进行实验，在保证美味的同时减少脂肪含量，研制出很多顺应人们健康饮食的马铃薯食品，推动了马铃薯的深加工。

——摘编自楚雪《从"洋芋"到"土豆"的文化——马铃薯跨文化传播现象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