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至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西汉已建国近百年，处于蓬勃发展、大有作为的时期，国内真正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各个区域之间的交流与日俱增。与城外国家之间也开展了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人们的眼界大为开阔，民族自信心、白豪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司马迁选用春秋战国以后的各种传说，不仅给古今帝王排了一个纵的世系，而且给各民族排了一个横的血脉网络。中原各诸侯国便都是黄帝的后代。不仅如此，连一向被视为戎狄蛮夷的秦、楚、吴、越等国，司马迁也为他们排列出了与黄帝的血缘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为各少数民族立传，……作《南越列传》第五十三赞扬南越王赵佗能和辑岭南百越地区的各个民族，成为汉王朝的南方屏障。他对汉武帝发动的伐大宛、伐东越、伐南越、伐朝鲜、通西南夷等掠夺性的战争都深为不满，他也谴责了勾奴统治者对汉族人民的侵扰。

——摘自吕伯涛《浅议司马迁的民族观》

材料二   从明代开始，中央王朝在西南地方民族地区陆续推行改土归流。由于土司制度的性质，无论是中央王朝执行权力还是土司履行义务，都是通过土司阶层来落实的，而改流的内涵即为改土司统治为流官治理。改流后，曾经的土司区武陵山区（湖北、湖南、重庆的交界地区）对外道路体系迅速扩张，以“川湖大道”“澧沅水道”“黔湖通道”等为主干的道路网络体系在短时期内形成，“自改土而后，拔荆斩棘，行李往来，逐为三省之要区，四冲之捷径”：迅速成为全国桐油、茶油、蜂蜜、漆、木蜡、朱砂、水银、各种药材等的重要产区；各地官学、义学、私整迅猛发展，“人知向学，富家以诗书为恒业，穷苦子弟争自灌磨，亦不以贫废读。”在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士知向学，弦诵不绝，生聚教训，尚取古法。兼之舟楫可通，商旅所集，风景犹类中州，近日人文振起，彬彬礼乐之乡”。

——摘编自莫代山《改土归流对中华民族发展的贡献》

材料一   战国中期，随着封建官僚制度的建立，国君对各级官吏的报酬，一般已不采用分封土地的办法，而是以一定数量的粮食作为俸禄，有时赏给部分钱币或黄金。以官位的高低定俸禄的多少。在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下，除皇帝世袭、皇族按其与皇帝亲疏分别享有高卑不等的爵禄特权外，广大的官僚，则是皇帝按其统治的需要，通过各种途径从贵族、平民中选拔出来，任以职位，颁给俸禄。职官不能世袭，俸禄随任免而给除。这种任职获禄，对官僚而言，实际上只是其为皇帝进行统治所付出的劳绩心力的一种物质报酬。

——摘编自黄惠贤、陈锋《中国俸禄制度史》

材料二   古代官史俸禄表。

——摘编自曾宪阳《浅议古代官吏的俸禄》等

材料一   我国古代社会有许多救助、济贫的思想，以国家的“民本”“仁政”和“大同”思想最为有名。《礼记》曰：“以保息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先秦时期对“老弱群体”实施救助的始源，奠定了中华民族救济的实践基础，如齐桓公时期采用的“赈孤寡，收贫病”。汉朝为穷人设立了专门的收容机关。唐宋时期，出现专门救助贫穷老人、病人、残疾人及孤儿机构。元明清时期对“老弱群体”实施救济的措施得以完备，出现了“问责”条文，民间救助得以发展。元明两代以养济院为主，另外还设安乐堂、栖流所、惠民药局等救助机构。

——摘编自诸葛至辉等《浅议我国古代的社会救助制度》

材料二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为世界上首个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我国贫困人口累计减少了7亿多，贫困发生率下降为5.7%，实现了“迄今人类历史上最快速度的大规模减贫”。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截至2015年年底，减少到了5575万人。中国扶贫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贫困标准逐年提高，贫困地区内部差距扩大，“绝对贫困”问题减少了，“相对贫困”问题却日益显著。在新常态下，传统的工作手段和方法已不适应中国新时期的扶贫要求，要打破禁锢思维，寻找新的突破口，就需要建立新的扶贫工作体系，而精准的贫困人口“进入-退出”制度则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摘编自国务院新闻办《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

材料   联合国设立了核心机构安理会，并赋予全权维护世界和平的职责，其通过决议后联合国便可以对危机实施武力干预而无需经过会员大会的表决。安理会的表决无需全体一致， 取得包括常任理事国在内的三分之二多数票即可。二战结束后盟国对侵略国实施了惩罚，以预防其东山再起，如对日本掠取的中国领土不仅要求将战前掠得的东北归还中国，还要将半个世纪前割取的台湾及澎湖列岛交还中国，但并未分割日本的固有领土。除了对侵略国施以惩罚之 外，盟国还对德日领土实施暂时占领与改造。战后实施了对战争罪犯的国际审判，在传统国际 法关于违反战争法规或惯例的普通战争犯罪之外新设立了破坏和平罪和违反人道罪，对实施 战争犯罪者划下了清楚的红线。在联合国制宪讨论中，中国坚持为弱小民族代言，不顾西方大国的反对，力主非自治领土及托管领土须走向自治与独立，并成功地推动将此主张写进了联合国宪章.

——摘编自王建明《浅议二战后国际秩序设计的几个特点》

材料一   桑弘羊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管仲等人的经济思想，主张加强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与控制，设计了“均输”和“平准”政策，并对盐、铁等生活必需品及稀缺资源实行国家垄断经营（其中对盐业垄断流通环节，对冶铁业则既垄断生产又垄断流通）。桑弘羊认为重农是对的，但不经营商业是不能富国的，商人之所以富贵是因为“或累万金”，因此他在一定程度上是商业的辩护人。他主张山泽资源归国家所有，不宜私营，而国家可以将这笔收入用于“助贡献、修沟渠、立诸农、广田牧、盛厨田”，既发展农业生产，又不至于加重农民负担。但是他的重商理论的目的是通过统一和加强中央财政，巩固封建政权，而不是直接为商人阶级利益服务，这与当今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主张限制商业资本，认为实行盐、铁专卖也是为了“建本（农）抑末（商）”。这些政策有效地增加了西汉王朝的财政资金积累。

材料二   司马迁认为人类有两种本能：一种是求利致富，另一种是享乐。第一种本能是一切为了财富，第二种本能是要牺牲财富换取一切。司马迁认为政府的经济政策应当顺应自然，使人类能够发挥上述两种本能，这样社会才能富裕安定。司马迁认为政府经济政策的上策是顺其自然，对经济活动不加干涉，其次是因势利导，再次是用教育的方法说服人民，最后才是用刑罚的方法说服人民；下策是与民争利。根据儒家的思想传统，中国千百年来对“富裕”采取否定的态度，耻谈富裕，耻谈经济；但司马迁对这一问题持反对态度，他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一个衣食充足的社会，公众讲求礼节，热心公益；一个贫穷的社会，人民缺乏礼让，铤而走险，社会不安。

——材料二、二均摘编自袁贞《西汉时期桑弘羊与司马迁经济思想之浅议》

材料一   中国古代重视监察机构的设置，将之置于与行政机构并列的位置。在历史演进中，监察机构的体系越来越严密，相对于行政机构的独立性也越来越强。历代政府重视监察法规建设，坚持依法监察，监察法规逐步完善。监察机构职权涉及察德、察政、察能。同时，为防止地方分离，整肃吏治，历代统治者都重视中央对地方的监察。监察以常驻为主要形式，并辅以不定期的或定期的巡按制。此外，监察御史作为风纪之官，品秩虽低，权势却十分显赫，甚至享有“便宜从事”和“风闻奏事”的特权。但是，监察机关的独立是相对的，其监察功能的发挥受到皇权的极大制约。

——摘编自林志强、张旭日《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特征研究》

材料二   监察官是罗马共和国时期比较特殊的官职，其产生、职权伴随着平民和贵族的长期斗争。随着共和国历史的发展，监察官基于实践的需要，其权力不断扩大，从最初的人口和财产调查权，到后来的公民道德监督权，再发展到元老遴选权，监察官的地位日益神圣和显赫。由此看出，监察官的权力扩张恰好对其他官员起着很大的制衡作用，从而推动着古罗马共和宪政的平衡与发展。

——摘编自连佳《浅议古罗马共和宪政下监察官制度及其启示》

材料

——摘编自曾宪阳《浅议古代官吏的俸禄》等

材料   管仲在齐国的改革特别重视工商业方面的发展。他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将“农工商”从业者与“士”并称。同时置官设吏，加强对工商业的管理，薄税敛，通有无，重奖专业人员，力戒奢侈淫巧。他采用“官山海”政策，即“请君伐菹薪（枯柴），使国人煮水为盐，征而积之”。在铁器生产上采用“故善者不如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同时通过会盟与诸侯各国达成关税协议：“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为了吸引其他诸侯国的商人来齐，管仲在生活、驿站设置等方面给予外商以优惠，“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所以各国商人纷纷到齐国经商，以至“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摘编自夏梦《管仲富民强国的经济措施浅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