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国古人很早就意识到粮食生产关系到国家兴衰，周宣王时，卿士虢文公提出“王事惟农是务”观点。战国时，商鞅把“耕织”视为本业，李悝鼓励人民“尽地力之教”来增加产量，为了保证物价的平稳，推行“善平籴”政策。《唐律疏议》规定：“诸仓库及积聚财物，安置不如法，若暴凉不以时，致有损败者，计所损败坐赃论。”

——摘编自吴宾等《试论中国古代的粮食安全观》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出“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了适应发展农村信贷事业的需要，中国农业银行应当积极做好农村的信贷工作”。2017年《关于加快构建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见》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1994年国家颁布《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06年将“保障18亿亩耕地红线”写入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此外，在粮食补贴、粮食购销储运等方面不断出台新举措。

——摘编自成开魁等《中国粮食安全百年变化历程》

材料一在我国奴隶社会，奴隶主阶级极力推行井田制，形成耒葬、沟池、耦耕相结合的农业形态。随着铁犁与牛耕的使用，井田制的樊篱被突破，封建地主土地制度建立。农业生产主要由个体农户经营，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较高，他们对农具进行改进，并发明了新的农具。新的农业生产工具也是在人口分布比较集中的地方发明、创制出来，并在那里推行开来。北方更适合直辕犁等形制犁的使用，而南方水田更适合曲辕犁的使用。随着金属铸造技术的成熟，工程技术和制造技术水平的进步，以及人们对数学、力学等自然科学认识的 提高和相关知识的不断积累，人们也会将其应用到农具的发明和创制过程中。

——摘编自胡泽学《试论中国犁耕技术进步的推动力》

材料二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配备水平有很大进步，农业机械总动力从以前的 不足1亿千瓦提高到现在10多亿千瓦；联合收获机数量从9万台提高到190多万台，使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能力显著提高。在智能农机装备上，中国建立了农机北斗导航与智能测控信息应用平台，创制了植保无人机精准施药技术与装备，大幅提升了作业效率。农业机械化促进了现代工程技术与农业融合，应用前沿技术对农业的生产、农产品加工、储运、流通等整个农业产业链与产业群进行改造和重构，更加合理地配置农业资源，推进农业规模化、专业化和标准化生产。

——摘编自何璇《中国农业科技的发展》

材料一 在古代，“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民食问题事关政权稳固。据《礼记》记载，周朝禁止出售不成熟的粮食和水果等；汉代，干肉腐坏变质出售致病，商贩及监管者“与盗同法”。《唐律疏议》规定，明知脯肉已经变质而不及时焚毁构成的刑事犯罪将受重罚，“其有害心，故与尊长食，欲令死者，亦准谋杀条论；施于卑贱致死，依故杀法”。《宋刑统》要求食品行业从业者必须加入行会，由行会对食品质量负责；明嘉靖时，“发现猪羊肉灌水，及米麦等插（掺）和沙土货卖者，杖八十”。

——摘编自蒲丽娟、王伟《政治伦理视域下的古代食品安全治理及启示》

材料二1978年，经国务院批准组成“全国食品卫生领导小组”，组织对食品种养、生产、经营和进出口等环节的治理。1982年11月，食品卫生领域的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试行）》通过。1981年，卫生部制定了食品卫生标准研发五年规划，陆续发布了80多项标准。1984年，我国正式成为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成员，积极参与国际食品标准制定。

——摘编自胡颖廉《改革开放40年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和机构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