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1—13世纪，“城”在英格兰从“军事要塞”或“主教驻节地”变成了商品消费的中心和商品流通的集散地。人口不足2000人的小城镇数量达600个以上，占城镇总数的90％。首都伦敦是最大的中心城市，中心城镇以下是分布在众多领地上的大批的小集镇，它们是领主在其领地上运用私人法权所产生的结果。领主选定一个他认为合适的地点作为城址，先建造一些房屋、摊位、道路等设施，然后招徕商人和移民，并授予移民以“市民权”或给予“市民租佃”。这些城镇联结着散布在英格兰各地的难以数计的庄园和乡村，其数量超过了当时经济生活的实际需要。相邻的城镇极力阻断对方可以获取利益的规则和条件，破坏对方的商业环境。

——摘编自谢丰斋《私人法权的介入：中世纪英格兰的城镇化》

材料二   19世纪下半期，随着俄国大规模铁路修建，涌现出诸多新型城市，沿线的火车站点成为城市的重要景观，其周围商店、饭店和报亭众多，是货物集散地和文化交流中心。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城市自治机关发挥领导者和组织者的作用。省城内街道以砖石铺砌为主，照明设施快速改善，1896年莫斯科发电站建成后大街上出现数百盏路灯。随着人口涌入城市，自治机关开始关注有轨电车建设，街道上还行驶着奔驰、菲亚特等外国品牌的汽车，通信建设则缩小了与西方现代城市间的差距。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城市还兴建城市排水系统，一些城市设置了垃圾场。当时莫斯科等大城市中贫困人口住房问题尖锐，为此城市杜马建设大批廉租房，数量虽少，但仍解决了大量居民的居住问题。尽管俄国城市建设与西欧国家相比，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所取得的成就是社会整体进步的标志。

——摘编自张广翔《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材料一   宋代城市商业继续发展，新兴起的商业街道、贸易场所与居民社区在城市内部混杂交错，给城市管理带来了更多的困难，因此模仿军事编制和军事管理，结合城市社区划分，首先在都城中出现了都厢、厢、坊、街巷城市分层区划，形成了城市管理的厢坊制。后来厢坊制推行到汴京城外郊区，形成了东京都厢制度。宋代城市独立行政管理机构“都厢”，平行于赤县或县，领属于京府，这就是古代建制城市。辽代五京同样属于古代建制城市，上京临潢府“京官，朝官皆有之”居五京之首，是辽代首位城市，形成了以其他四京为次首位城市的古代城市体系。

——摘编自韩光辉《宋辽金元建制城市的出现与城市体系的形成》

材料二   清代的城市体系在鸦片战争后受到了外来的冲击。清王朝在战后被迫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个沿海商埠，并允许外人在通商口岸居住，这就在原有体系上捅开了几个小小的缺口。西方列强趁中国的内乱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从而取得了在长江航行的特权并迫使沿海沿江的更多口岸对外开放。据统计，自五口通商到20世纪初，列强通过历次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开放的通商口岸即达70多处。这些相继开放的、主要分布于沿海沿江地区的通商口岸，最终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面向外部世界的开放型的城市体系。

——摘编自姜涛《中国近代城市体系的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