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工业革命始于英国，因而英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城市化的国家。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19世纪英国的城市化进程很快，一大批工业城市，如格拉斯哥、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纽卡斯尔等迅速成长起来。从1801—1851年的半个世纪里，英国5000人以上的城镇由106座增至265座。城镇人口比例由26%增至45%，到1900年上升至75%，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城市化的国家。

——摘编自萧国亮、隋福民主编《世界经济史》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到19世纪末是中国近代城市化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化主要在沿海沿江部分地区进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人口明显增加，全国城市（城镇）人口从1843年的2070万人，增至1893年的2350万人，从占总人口的5.1%缓慢上升至6.6%。进入20世纪初后，随着近代工商业的迅速发展，进入中国近代城市化的初步发展阶段，城市人口（主要是通商口岸城市）以3.5%到9.8%的年增长率增长，大大超过之前的0.4%至0.5%的人口年增长率。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新的城市也不断涌现，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到1915年，人口在10万以上的大中城市达到43个，其中开埠城市22个，占总数的51.1%。

——摘编自章开沅、朱英主编《中国近现代史》

材料一   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一批脱离乡村而没有成为政治统治中心的城镇兴起，打破了旧的城乡一体化格局，形成各种不同类型的城镇。从明朝初期，城镇主要发挥政治控制功能。永乐以后，沿运河逐渐形成了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城镇。明前期，城镇居民统一编户，阶级结构相对简单。明中叶以后，城市中不事生产的消费者、寄生者大量增加，旧的社会等级受到挑战，金钱成为决定社会地位主要因素，商人成为独立而特殊的群体。十大商帮中有九个是在明中叶兴起，商人为取得政治地位，保证自身利益，于是，官商结合成为必然途径。

——摘自商传《论明代中后期是半等级社会》

材料二   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开辟后，欧洲的商业中心转向大西洋沿岸，一批国际商业中心城市建设兴起，并一直居于欧洲最重要城市的行列。伦敦以它为核心形成了英国国内市场网络，并在此与国际贸易体系连接，控制了英国进出口贸易的80%以上。伦敦在1500-1750年间膨胀性发展，人口从5万人增至65万人。阿姆斯特丹是西欧最大的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荷兰人作为“海上马车夫”，驱动着世界总吨位一半以上的航海商船。新航路开辟后，里斯本迅速成为西欧至印度洋航路贸易体系的中心，是东方产品输入欧洲的主要口岸，每年从里斯本转运至西欧各地的香料多达7000吨，1700年人口发展到近20万人。塞维利亚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贸易中心和行政中心。16世纪西班牙航海探险活动多从这里出发，随着大西洋贸易兴旺以及美洲金银矿开采，塞维利亚成为西班牙贵重商品贸易的唯一港口，其财富令人艳羡。

——摘编自刘景华《欧洲城市建设的黄金时代》

材料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大部分年份数据表明，中国的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增长。但自实行改革 开放以来，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打破了城乡分割的体制，截至“城镇化”战略确立的1998年乡镇企业的增 加值已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7.9%。整个乡镇企业吸收劳动力就业达1.25亿人，占当年全国城乡 非农就业总数的35.7%。1998年，中国共产党十五届三中全会明确“小城镇，大战略”的发展目标；2002 年，党的十六大在制定“全面小康”新战略的同时，针对“城乡二元结构”强调了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方 针；2005年，出台了“新农村建设”来振兴包括县级以下的城镇在内的地方经济，以此体现城乡统筹协调 发展。因此，我国应结合新农村建设的国家战略和政府大幅度增加农村投入的历史机遇，以优惠政策促 进农村人口向包括城关镇在内的中心城镇集聚，以低成本的农村“城镇化”和自治性质的乡村治理结构来逐步缓解“三农问题”,以使中国农业有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摘编自温铁军等《中国的“城镇化”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教训》

材料二   20世纪50～70年代，在国外移民大量涌入、自然资源丰富及工业化高潮的推动下，巴西城市化进   入快速发展时期，推动巴西由农业社会向高度城市化社会转型。然而，由于缺乏规划和协调，其城市化 水平超过了经济发展水平，缺乏充足的就业支撑，产生了过度城市化问题。为此，1988年巴西出台的新宪法中专门设定一章阐述城市政策，确定“应致力于城市社会的全面有序发展，并保障居民的福利。”在此思想指导下，巴西政府在就业、减贫、基础卫生设施建设、贫民窟改造、环境治理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 措施，并取得了成效，推动巴西城市朝着均衡、有序的方向发展。但巴西城镇化建设依然面临诸多挑战， 如何进一步增加就业、减少城镇贫穷人口、完善低收入群体住房、降低社会不平等、改善社会治安等，关 系到巴西的健康、持续发展。

——摘编自程晶《20 世纪80年代以来巴西城市化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