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11世纪开始，英、法等西欧国家进入城市复兴阶段。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市民，从这个市民阶层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在英、法王权强化的过程中，城市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国王给封建主领地上的城市颁发特许证书，既削弱了割据势力，又博得了城市的拥护，把持市政的城市贵族一般都支持国王。城市中文化教育发达，到12世纪末城市培养的法学家成为国王统治机构中的重要成员，教士不再是国家文官的唯一来源了。

——根据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近代史编》等整理

材料二   英国对亚非拉殖民地的掠夺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财富。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英国的城市自发形成，城市像雨后春笋般争相发展起来。从1750年到1850年间，英国的城市化水平从10%提高到了50%。1801年，全英国超过百万的城市只有伦敦，人口是第二大城市利物浦的11倍。而到了1861年，全英国就已经有16个城市人口超过了10万。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东南一带原来经济发展很好的城市都逐渐衰落，新的城市都建立在西北部地区，而英国的人口和经济投资也向北移动。由于城市发展迅速和密集，不同类型的城市分工也出现了。大致可以范围四类：工业城市，交通枢纽型城市，休闲型城市和综合型城市。

——摘编自齐爽《英国城市化发展研究》

材料一   元代中期有效的海运保证了大都的粮食供应，推动城市经济的繁荣。但在元朝末期，顺帝至正年间多次出现“海运不给”“运道遂梗”的局面，“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京师乏粮，使大都附近“强贼四起”。时人认为，“所在盗起，盖由岁饥民贫”，并建议“大发仓廪赈之，以收人心”，但元顺帝不允。行之数十年的京师赈济至此停止。京畿自然灾害频仍，大都粮食供求矛盾日益尖锐，大量人口外流。元朝廷不得不鼓励在京畿内开荒垦田，同时资遣流民及裁汰冗官，这些措施取得了有限的效果。

——摘编自韩光辉、向楠《元末大都城市的粮食供应》

材料二   工业革命导致了英国城市人口的剧增，伦敦、曼彻斯特等诸多城市出现严重的粮食供应问题。为此，英国议会通过了多项法律，支持政府加快修筑运河和铁路，促进国内不同地区的粮食流通和互补，增强城市粮食供应的稳定性。1846年，英国议会废除了自1815年以来实行的《谷物法》，该法案曾规定，在英国粮价每夸特（夸特是英国的重量单位，约合12.7千克）低于80先令时，绝对禁止粮食进口；只有在达到或超出这一价格的情况下，才许可从国外自由输入粮食。据统计，英国19世纪30年代进口粮食比重为2%，到19世纪60年代增至24%。

——摘编自《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城市粮食供应问题研究——以曼彻斯特为例》

材料一   由汉代至清代，中国的城市基本就是中央集权式的行政体系的载体：主要的城市都是地方官府和士人集中的地方，又是科举与官学等教化机构所在，以推行与农业经济直接有关的农田水利，河道整治工程，负责地区文化和社会建设，包括教育、救灾，福利和医疗等服务的提供。

——薛风旋《中国城市及其文明的演变》，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

材料二   在欧洲和亚洲，从10世纪到18世纪，经济关系的转换改变了城市与其腹地之间简单的索取关系。当贸易变成了经济的引擎，城市商人开始进行买卖交易。他们一般购买原材料羊毛、木材、香料。然后将其加工成制成品，如纺织品、小船和食品。……工业革命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尤其是在欧洲。以水力或火力为动力，工厂中被工业人口所操作的越来越多的新机器形成了大规模生产。过去以教堂或宫殿为中心，被城墙环绕、集中在市场或河流旁的城市，现在有了根本性变化：城市的经济财富集中在工厂、铁路和工厂工人的住房上。

——阿瑟·格蒂斯等《地理学与生活》，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

材料一   二战后，法国的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资料显示，法国的城市化率由1946年的53.2%迅速增长到1975年的72.9%。同时，该时期也是法国乡村建设与发展的黄金时期：农业现代化得以实现，乡村设施大为改善，城乡差距显著缩小，乡村多元化功能更加显现。乡村的发展对推动法国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化进程和乡村功能拓展均起到了积极作用。

——节选自《法国快速城市化时期的乡村政策演变与乡村功能拓展》

材料二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57年，为中国人口城市化的正常发展时期。1953年，随着国家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业化的启动带动了人口城市化的发展。1957年底，中国非农业人口达9949万人，其中，农村迁入城市的人口达1500万人，人口城市化水平达到15.4%。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城市化进程分析》

1957年，中国农民入城风气达到高潮。当时正值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关键时期，阻止农民流入城市成为全国上下非常重要的工作，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严厉要求各地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农村人口迁往城市。

——摘编自《现代中国户口迁移制度变迁的经济因素》

材料一   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开始走上中国的现代型。第一是中央集权之更加强，第二是社会阶级之更消融。魏、晋以下的门第势力，因公开考试制度之长期继续，已彻底消灭，商业资本难于得势，社会上更无特殊势力之存在。我们若把分裂性及阶级性，认为封建社会之两种主要特征，则宋代社会可说是距离封建形态更远了。然而正为此故，遂使宋代社会，在中国史上，显为最贫弱，最无力，一个中央政府高高地摆在偌大一个广阔而平铺的社会上面，全国各地区，谁也没有力量来推动一切公共应兴应革的事业，像水利兴修，道路交通……一到金胡南下，中央政府崩溃，社会上更无力量抵抗或自卫……

——钱穆《国史新论》

材料二   市民性社会或者也称市民社会，首先是基于新市民阶层的基础之上……为此它需要特定的机制：市场、批判性的舆论、拥有宪法和议会的法治国家。在这个社会政治性的目标中包含了一个新的生存蓝图，它立足于工作、成就和教育（而非出身），立足于理智和对理智的公开运用（而非传统），立足于个人竞争以及伙伴式的共同体之上，它批判旧政体的核心元素；反对专制、反对世袭特权、反对等级的不平等、也反对教会——宗教原教旨观念。该计划虽然植根于新形成的市民阶层，但它却趋向于一个针对所有人的计划，它是一个全方位的模式，它基于全体市民——公民意义上的全体市民——的自由、平等和参与（编者注：本文是尤尔根柯卡对18世纪至19世纪早期德国市民阶层和市民性的探讨。）

——节选自尤尔根柯卡在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的演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