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00年，美国城市人口比例只有6.1%。到1870年168个城镇人口超过1万，只有15个城市人口超过10万。1880年以后，城镇向外扩张，连接全国各个城镇的铁路网也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到1920年，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51.2%。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心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但随着小汽车的普及，中心城市人口开始出现向郊区扩散的现象，郊区住宅不断出现，进入了城市人口的郊区化时代。1950年社会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后期，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不断上升，超过50%，城市化水平达到64%。但是之后经济活动和人口持续不断地由城市中心向外围和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迁移和扩散，郊区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大。许多城市经历着明显的人口流失，农村发展速度，自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第一次超过了城市，许多企业从城市流向乡村。

——摘编自高强《日本美国城市化模式比较》

材料二   现代日本城市化是一种人口从农村及小城镇地区向太平洋沿岸城市移动的过程，日本的十大城市集中分布在太平洋沿岸工业地带，而且七个分布在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道都市带内。日本自20世纪六十年代初推行工业化政策以来，农户转移速度加快，农户人口急剧减少。据统计，到1971年，日本中小企业发展到508万个，从业人数达到3040万人，从业人员增加了1倍多。在日本城市化急剧推进的50、60年代，正是国际环境有利于贸易和经济增长的时期。外贸及技术的引进加快了日本城市化的进程，但是也造成农村人口稀疏、产业衰退、社会设施奇缺、文化水平落后。日本在城市化中后期注意到农业农村发展问题，制定了大量法律促进农村发展，如《半岛振兴法》《山区振兴法》《向农村地区引入工业促进法》等。

——摘编自高强《日本美国城市化模式比较》

材料一   1880—1912年，德国5万人口以上的城市由41个增加到94个，人口由530万增加到1770万。1875年普鲁士制定了城市管理法规，不是一切问题推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警察局和建筑师组成协调合作班子，统一规划城市，政府与建筑师共同起草方案，经市民广泛讨论。德国基本上是保留原有的老城区，使其成为商业中心，以一个中心城市为主，使周围小城镇发展成多中心的城市郊区，这就使居民和住宅相对分散在古城区的四周，同时也解决排水、供暖及教育等问题。

——摘编自肖辉英《德国的城市化、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

材料二   1949年我国城市人口总数达5765万人，比1893年增长1.45倍，城镇人口的比重由6.0%上升到10.6%。同期欧美等资本主义工业国为51.8%。1900年以前10万人的城市多集中在长江中下游，以后京津和东北地区城市人口数量增长也较快。至1947年，天津人口达170万人，在产业工人和工厂数目等城市经济规模方面仅次于上海，而成为中国第二大工业城市。

——摘编自马先标《百余年近代中国城市化历史回顾与探讨》

材料一   1878年开始，伦敦城市街道委员会数次组织商业公司进行电灯照明实验而未果，虽然1882年的《电力照明法》推进了实验进程，但是其成本比传统的煤气还高25%而无法推广。1885年休·瓦特的新弧光灯专利推动了相关公司电力产业的扩大和技术进步，大大降低了成本，1891年成功点亮了永久性电力路灯，并迅速在主干道推进。但是在人群聚集的贫民区，不仅没有电灯，连煤气路灯都没有保障，伦敦市区呈现出“一处灯火辉煌，一片漆黑冷寂”的局面。

——摘编自R·伯恩著《伦敦市的街道照明开端》

材料二   1882年，英商立德尔等招股筹银5万两，组建上海电气公司，并从美国购得发电设备创办了中国首家发电厂，于乍浦路（租界）建造电力路灯。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前后，上海租界已“均有电灯，英界尤多，如星罗棋布。然而城内之天灯，几同黑暗世界，明晦悬殊，未免相形见绌也”。1897年秋，新任上海道台蔡钧与上海县令黄承暄决意效仿租界，拨银4000两，创设南市电灯厂，从英商沪北怡和洋行租来一套发电机，仿照租界的办法，沿着新辟的外马路（今中山南路）树起30盏路灯。但一直到解放前，区境仅有少数越界道路装有路灯。

——摘编自李维清《上海乡土志》等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以后上海市路灯随区域扩展、随道路辟筑一起发展，到2010年，路灯总数增长为469．86千盏。80年代以后全市街坊（里弄）、棚户简屋区、新村工房住宅区皆增加路灯，并设路灯科（所）管理。近年来，在党政部门的鼓励下，LED灯、太阳能路灯、多功能的降净路灯、智能芯片的智慧路灯快速发展，还出现了以崇明县港沿镇惠军村为代表的自动路灯。控制设备从定时钟发展到光控组合箱、电脑组合控制。

——摘编自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主办《上海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