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英国毛纺业在15、16世纪成为民族工业，以科茨沃兹为中心的格罗斯特郡，与邻近的威尔特郡、萨默塞特郡一道，成为英国最重要的毛纺织区。随着毛纺业发展，新兴纺织城镇和纺织村庄遍布科茨沃兹地区。但这种基于传统手工技术和旧有组织方式的生产，难以抵挡新技术和机器大工业的冲击，科茨沃兹所在西部毛纺区不但没有率先发生工业革命，甚至还未紧随。这个英国原工业化“先锋”，在迈向工业革命的进程中落伍了，西部原有毛纺业城镇逐渐“空心化”。

从中世纪起，科茨沃兹当地人普遍用这种岩石筑房，其建筑的样式与色泽别具风格，加上绿色的草地、白色的羊群、赭色的岩石、遍布的毛纺业遗址，使得这里旅游资源极为丰富。1966年，科茨沃兹被规划成英格兰最大的“卓越自然美区域”而进行建设。2000年被列为国家公园。随着乡村旅游成为科茨沃兹经济新增长点和最重要的经济部门，该地区居民收入远高于伯明翰、曼彻斯特、利物浦、利兹等大工商业都市区。

——摘编自刘景华《科茨沃兹：城镇化进程中成功转身的美丽乡村》

材料二   在旅游开发晚于周庄、西塘等同类古镇的背景下，另辟蹊径的“乌镇模式”成了国内古镇旅游开发的典范。乌镇文化遗存与水乡风光在精心保护中得到了传承创新，成了年接待游客量超千万人次的“梦里水乡”。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乌镇为“圆心”，苏嘉湖交界区域奏响了共同富裕“交响曲”。2013年5月，由陈向宏、黄磊、赖声川、孟京辉共同发起的首届乌镇戏剧节举行。乌镇当代国际艺术展、木心美术馆……越来越多的文化元素像乌镇戏剧节一样“飞入寻常百姓家”，让乌镇从“旅游小镇”“度假小镇”，摇身一变成为国际化的“文化小镇”。2014年，乌镇成为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会址。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召开以来，乌镇的数字经济企业数从12家增至1000多家。

——摘编自新华网《乌镇如何成为“世界级”》

材料一   唐代的城市管理以治安和政治管理为中心，仍实行坊市制度。宋代，随着坊市制度的瓦解，此前的坊门已经废弛，街、坊地界划分已经混乱，在州府及以上城市中形成了以厢统坊的厢坊制，并出现厢坊、壁隅交错并存，行政、民事、赋役、军事等交叉管理的格局，县级城市中则主要以坊进行管理。具体职能方面，厢主要管理行政和治安。壁和隅是军事性机构，其区划与厢、坊交错，主要管理军事、防火和治安，民事则主要由州县政府管理。而坊作为宋代城市中最普遍存在的城市基层管理单位，起初具有行政管理与治安管理等职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厢坊制交叉管理使得坊作为管理单位的特点逐步淡化，成为征收赋役的基层单位，坊与巷日渐混同。

       ——摘编自寇博文、贾莹《宋代江南城市基层管理研究——以厢坊制为例》

材料二   自16世纪以来，伦敦作为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经济快速发展，人口不断增长，城市不断扩张。面对经济、社会的剧烈变化，伦敦的城市形态日趋落后，城市环境不断恶化，政府消极被动的管理方式，并不能解决城市快速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1666年，伦敦大火为城市重建提供了契机。在王室主导下，依靠不断深化的经济社会变革，伦敦依据大火后的城市实际状况，折中设计师提出的重建方案，统一新建建筑规格，着重修建基础设施和标志性建筑，城市功能日趋完备，从而完成城市形态的转变。完成城市转型后的伦敦，自身活力大大提升，也引领了其他城市的建设风潮。

       ——摘编自刘聚《近代早期伦敦城市治理转型研究（1666～1720年）》

材料一   工业革命的狂飙突进使伦敦人口出现了爆炸式增长，到1850年伦敦人口已超过200万,19世纪末更是达到了500万人。城市发展产生了大量公共管理需求，原有的地区自治管理模式已经难以满足居民的需要，最终触发了1855年的伦敦管理制度改革。改革道路呈现出由地方自治逐步转向集权管理的趋势，改革建立的双层管理制度最初以教区委员会为基础，体现了对地方主义思想的尊重，之后随着一级管理系统的膨胀，次级管理系统受到压迫，双层管理制度的重心开始向一级管理系统转移。1855年的改革未能解决存在于城市内部的诸多矛盾，但是它通过《伦敦地方管理法》建立起一套双层城市管理制度，这一创举为此后的大城市管理问题开辟了新的道路。

——摘编自朱一丹《1855年伦敦管理制度改革》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地方的统一实践与要求下，中共中央同意在大城市设立二级政府，1954年通过了《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建立了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这样，上海建构了“二级政府加街居管理”的新体制。新中国对上海城市社会进行了单位化重组，通过单位这一组织形式，国家统合大量物质和精神资源，职工即单位人在单位中获得有效管理。不仅如此，单位化并未止步于工作场域，在全社会单位化的背景下，以往游离于国家政治统治机器以外的社会成员也被纳入以街居组织为主要形态的基层群众组织框架，甚至一些居无定所的社会边缘人也被覆盖。如此一来，国家又通过街居体制实现了对无单位归属的社会成员的管理。至此，在街居体制之下，国家权力实现了对社会前所未有的控制。在这种体制下，国家对上海基层社会进行管理的基本模式，是以单位管理为主，辅之以街居管理的。

——摘编自郭圣莉等《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城市管理体制的建立及其层级结构研究》

材料一   19世纪初巴黎的基础设施残破不堪，每天都发生严重的交通堵塞，水体污染导致的霍乱夺去了数万条生命。1853年，刚刚恢复帝制的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开启了一项庞大的巴黎市政改造工程。道路建设是核心使命，第一条   铺设的林荫大道跨越了塞纳河并连接起几座广场与火车站，目的是疏导往返于火车站的交通流。林荫大道两旁的新式公寓住宅享有更通畅的空气。整个60年代，巴黎开发了长达26千米的林荫大道，其中最宏伟的就是为皇帝塑造的凯旋门景观——12条辐射状的街道交汇于此。巴黎还建设了饮用水系统、污水处理厂和逾60千米的宽敞明亮的新下水道。采用钢铁框架设计的新歌剧院代表了第二帝国文化上的巅峰，餐厅和咖啡馆在巴黎随处可见，大型百货公司提供了令人目不暇接的购物机会。这项改造计划不但使巴黎的面貌焕然一新，还为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城市规划树立了典范。

——摘编自（英）鲁伯特·克里斯琴《光之城：巴黎重建与现代大都会的诞生》

材料二   北京这座古城经过多年战乱已经满目疮痍。1953年6月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经多次讨论，在综合多种方案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并上报中央。《草案》规定了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建设总方针，同时指出：“在城市性质上，北京应成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特别要把它建设成为我国强大的工业基地和技术科学中心。”为进一步加强首都规划，1958年又提出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其中包括扩大城市绿化用地面积；解决北京水源问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增建电站，发展集中供热；对城市交通加以系统改造等。

——摘编自鹿璐《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城市的总体规划》

材料一   10—11世纪，西欧各地兴起了众多新兴城市。11世纪后期，英国的考文垂有约6000人，约克有1万余人；14世纪初，只有几座城市超过5万人。随着城市的发展，市民包括城市贵族、富裕商人、手工业者、教士、律师、教师、帮工、学徒等。11—15世纪，领主常将自治特许状赐予城市，以标明相互间的权利与义务。城市市民在处理相互关系时，也往往约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与封建制以出身定等级不同的是，城市中的社会等级是以财富为基础的。每个人的社会身份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人人都可以通过发家致富享有优越地位，富人也有因顷刻破产而沦为下层的可能。

——摘编自姜守明《浅析中世纪西欧城市制的起源和发展》

材料二   近代西方工业化社会的形成，有力的改变了西方社会中传统的社会状况和生活结构，使有史以来的以农业为主要职业和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出现一个大的转变。农村人口大量的向城市迁徙，祖祖辈辈从事于农业生产的农民，迅速的转向各种工商业工作，新兴的工业城市不断涌现。这一时期的城市化依托于大工业的生产方式，破坏了原来脱胎于封建城市的那种以家庭经济为中心的城市结构。城市中劳动人民居住条件恶化，形成贫民窟；而资产阶级在环境较好的地区建造舒适的高级住宅别墅。

——摘编自郭笑撰《西方城市化理论、实践与我国城市化模式的选择》

材料三   世界城市化发展趋势（1960—2010年）   

——许学强、周一星等编著《城市地理学》

材料一   1871-1910年德国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单位：%）

——摘编自徐旭华《德意志帝国城市化影响因素分析》

材料二   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不断进入城市，土地利用日益集中，农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农业的机械化进程加快发展。有限的土地资源决定了德国农业领域扩大的不可持续性，于是，在持续工业化造成的对粮食、原料等不断增长的需求面前，刺激了德国农业科学技术，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在1840年，德国著名化学家李比希发表《化学在农业中的应用》一书，提出植物生长主要靠氮、磷、钾三种基本元素，说明了施肥的科学道理，从此开始了科学的化学农业时代。同时，城市化改变了城镇的面貌和农村的生活节奏，让偏僻的村庄和城镇连接起来，原先城乡之间的隔阂被推倒，改变了农村人们的思想观念。

——摘编自姜丽丽《德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城市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