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明清时期，武汉地区繁荣昌盛，既因为水陆交通枢纽的位置成为“九省通衢”，又因经济发达得以与北京、苏州、佛山并称为“天下四聚”。晚清以来，武汉成为洋务运动的先驱城市之一，并建立了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湖北枪炮厂等一批中国早期的近代化企业，奠定了一定的工业基础。近代武汉铁路网的形成，带动了武汉近代化的发展。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士兵在武昌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拉开了推翻中国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制度的序幕。

杜伊斯堡位于西欧第一大河、德国的摇篮莱茵河畔，是位于德国西部的重要工业城市，被称为德国的钢铁心脏。19世纪上半叶，随着鲁尔区的工业发展，杜伊斯堡也成为著名的煤矿和钢铁生产基地，对德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武汉与杜伊斯堡于1982年建立友好关系，这也是中德两国结成的第一对友好城市。今天，杜伊斯堡是80%从中国驶来列车在欧洲经停的第一站，已有100家中国企业落户杜伊斯堡。

——摘编自《中德友好省市清单，你在哪座城？》

材料一   19世纪60年代，大批徽商纷纷将资产转到上海，许多徽州人寓居沪上，不再回乡。19世纪80年代后，更多徽州人陆续来到上海，“挚子携妻，游申者更难悉数”。他们有的在上海地区的城乡村镇集市从事贸易活动，有的则以上海为贸易基地而进行长途贩运、转销活动，还有在上海当学徒的。据《上海地方史资料   》（三）记载：开埠前后，徽商在上海的经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来沪经商而最有手腕和力量的，可算是徽州人、宁波人、本帮人以及山西、广东和绍兴人，形成所谓‘帮口’”。可见当时徽商在上海已然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商帮。

材料二   近代，徽商的“盐、典、茶、墨”虽然在特定的背景中曾一度得到发展，并在经济社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从总体趋势来看，由于受外界环境的影响，进入近代后的上海徽商在一些传统行业的优势开始式微，其势力己不可与以往同日而语。徽馆原来在上海市场也十分有名，但到光绪季年，徽馆也由于经营方式守旧而衰落了。徽馆在此之前在上海的经营占有重要地位，顾客类多上流中人，后因为牢守旧习，不知发展，到此时几乎不能列于酒肆之列了。同样，旅沪徽商经营的其他行业亦均因经营囿于传统，墨守成规而在清季一一式微衰落了，代之而起的则是宁波商人、绍兴商人和洞庭商人等其他客籍商人。

——以上材料摘引自蔡玲存《徽商的近代发展与式微——以其在上海的活动为例》

材料一   英国毛纺业在15、16世纪成为民族工业，以科茨沃兹为中心的格罗斯特郡，与邻近的威尔特郡、萨默塞特郡一道，成为英国最重要的毛纺织区。随着毛纺业发展，新兴纺织城镇和纺织村庄遍布科茨沃兹地区。但这种基于传统手工技术和旧有组织方式的生产，难以抵挡新技术和机器大工业的冲击，科茨沃兹所在西部毛纺区不但没有率先发生工业革命，甚至还未紧随。这个英国原工业化“先锋”，在迈向工业革命的进程中落伍了，西部原有毛纺业城镇逐渐“空心化”。

从中世纪起，科茨沃兹当地人普遍用这种岩石筑房，其建筑的样式与色泽别具风格，加上绿色的草地、白色的羊群、赭色的岩石、遍布的毛纺业遗址，使得这里旅游资源极为丰富。1966年，科茨沃兹被规划成英格兰最大的“卓越自然美区域”而进行建设。2000年被列为国家公园。随着乡村旅游成为科茨沃兹经济新增长点和最重要的经济部门，该地区居民收入远高于伯明翰、曼彻斯特、利物浦、利兹等大工商业都市区。

——摘编自刘景华《科茨沃兹：城镇化进程中成功转身的美丽乡村》

材料二   在旅游开发晚于周庄、西塘等同类古镇的背景下，另辟蹊径的“乌镇模式”成了国内古镇旅游开发的典范。乌镇文化遗存与水乡风光在精心保护中得到了传承创新，成了年接待游客量超千万人次的“梦里水乡”。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乌镇为“圆心”，苏嘉湖交界区域奏响了共同富裕“交响曲”。2013年5月，由陈向宏、黄磊、赖声川、孟京辉共同发起的首届乌镇戏剧节举行。乌镇当代国际艺术展、木心美术馆……越来越多的文化元素像乌镇戏剧节一样“飞入寻常百姓家”，让乌镇从“旅游小镇”“度假小镇”，摇身一变成为国际化的“文化小镇”。2014年，乌镇成为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会址。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召开以来，乌镇的数字经济企业数从12家增至1000多家。

——摘编自新华网《乌镇如何成为“世界级”》

材料一   唐代的城市管理以治安和政治管理为中心，仍实行坊市制度。宋代，随着坊市制度的瓦解，此前的坊门已经废弛，街、坊地界划分已经混乱，在州府及以上城市中形成了以厢统坊的厢坊制，并出现厢坊、壁隅交错并存，行政、民事、赋役、军事等交叉管理的格局，县级城市中则主要以坊进行管理。具体职能方面，厢主要管理行政和治安。壁和隅是军事性机构，其区划与厢、坊交错，主要管理军事、防火和治安，民事则主要由州县政府管理。而坊作为宋代城市中最普遍存在的城市基层管理单位，起初具有行政管理与治安管理等职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厢坊制交叉管理使得坊作为管理单位的特点逐步淡化，成为征收赋役的基层单位，坊与巷日渐混同。

       ——摘编自寇博文、贾莹《宋代江南城市基层管理研究——以厢坊制为例》

材料二   自16世纪以来，伦敦作为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经济快速发展，人口不断增长，城市不断扩张。面对经济、社会的剧烈变化，伦敦的城市形态日趋落后，城市环境不断恶化，政府消极被动的管理方式，并不能解决城市快速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1666年，伦敦大火为城市重建提供了契机。在王室主导下，依靠不断深化的经济社会变革，伦敦依据大火后的城市实际状况，折中设计师提出的重建方案，统一新建建筑规格，着重修建基础设施和标志性建筑，城市功能日趋完备，从而完成城市形态的转变。完成城市转型后的伦敦，自身活力大大提升，也引领了其他城市的建设风潮。

       ——摘编自刘聚《近代早期伦敦城市治理转型研究（1666～1720年）》

材料   19世纪后期，以纽约为代表的美国城市饱受公共卫生问题的困扰。各种环境污染为病原体创造了适宜的场所，乱丢垃圾为疾病媒介提供有利条件，而激增的城市人口增加了感染的概率。城市卫生防疫措施的滞后导致高死亡率，越来越多的居民强烈地意识到卫生防疫的重要性，从而产生了系统的城市卫生改革主张。各种公民改革团体在寻求解决垃圾问题办法的同时，也将其视为消除城市罪恶、腐败和疫病努力的一部分。这种进步主义的改革精神坚信能够通过改善人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来改变行为。各城市兴起了以公共卫生机构建设、环境治理和疫病防治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公共卫生改革运动。城市公共卫生改革运动应用了当时被广泛接受的医学知识和新兴的科学技术。受英国环境卫生理念影响，19世纪40年代，美国城市的卫生意识开始觉醒，1894年，乔治·华林在纽约推行了一场街道卫生改革，使垃圾管理现代化，推行卫生教育，并将环卫工作转变为必要的城市服务，对美国城市的卫生状况产生了直接而持久的影响。华林唤起了美国公众对卫生科学的重视，在促进公众参与城市环境保护、提高市民城市环境保护意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摘编自王丽敏《进步运动时代纽约城市环卫改革（1895-1898）》

材料一   北宋都城开封和南宋都城临安，居民稠密、厨灶连绵，宫廷以及富户多用珍贵木材建房，而一般人户则多用普通木材或者用茅草建屋，屡有火灾发生。两宋时均有火灾防治的诸多法令，要求拓宽街道、扩大房屋间隔。宋真宗曾下诏要求陕西地区的军营将茅草更换为瓦片；宋高宗多次下诏改建房屋，“累令撤席屋（茅屋）作瓦屋，不奉行，比重罪当加重”，并要求在有火灾隐患的地方只允许建五十间房屋，各自留出一条宽三丈的防火巷，以阻遏火势蔓延。宋仁宗挑选精干军士，建立了中国最早意义的专职消防队——军巡铺。其主要任务是“夜间巡警”，走街串巷地巡查火禁施行情况，并负责火灾的扑救工作。但军巡铺缺乏集体操作的强力拆卸工具和远程射水工具，灭火手段存在很多不足。

——摘编自张雅雯《宋代城市消防制度探究》等

材料二   1949年11月成立公安部之初，新中国的消防工作就被纳入公安部治安行政局管理。1955年举办第一期全国消防训练班，系统地教授防火灭火理论、灭火战术、操作训练和技术装备的性能与使用等知识，此后，定期向广大群众传授防火灭火知识为惯例。在公安消防队外，企业专职消防队及群众性义务消防队陆续组建起来。1956年，毛主席向全国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后，公安部消防局科学研究所及天津、上海、沈阳等地的消防科学研究所逐渐建立。1957年，新中国第一部消防法《消防监督条例》颁布，消防工作与体制建设走上了法制化的发展道路。

——摘编自丁懿斐《在光辉旗帜下——新中国消防事业发展成就综述》等

材料一   法国大革命后，形成了以自治市镇为基层单位的制度。国家允许市镇在自治范围内决定市镇事宜，甚至给予其政治实验的权力。地方分权改革后市镇自治权力加强……市长作为地方的实权人物领导地方自治，抵御着来自其他层级政府的干预。……法国市镇自治仅是市镇从其他层级政府的控制中摆脱出来，市镇作为整体相对于外界控制而言实现自治。但市镇内部治理中地方精英将民众排除在外，这种自治对民众来说依然是集权，只不过集权的主体由中央政府转变成地方精英。地方集权之恶远甚于中央集权，精英集权既阻碍中央的调控与监督，又阻碍地方民众的知情与参与。

——摘编自武贤芳《制度痼疾与认知偏差：法国治理困境研究》

材料二   晚清时期在西方观念的影响之下，许多城市市民开始参与到城市治理当中。在内忧外患之下，清政府被迫实行“新政”，在各省会城市设立谘议局，并颁发了《谘议局章程》和《议员选举章程》，部分社会阶层得以参与城市政治；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兴办城市自治机构，成为大众参与政治的一个重要环节。1911年，各城市出现的公开性社团达600多个，这些团体组织各种活动，提高民众的政治觉悟和参与能力。此外，一些城市的社会人士开始创办民间市政组织，积极参与到城市市政治理中去，维持社会治安。

——摘编自顾强、章钊铭《从城市化到城市治理：晚清时期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