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00年，美国城市人口比例只有6.1%。到1870年168个城镇人口超过1万，只有15个城市人口超过10万。1880年以后，城镇向外扩张，连接全国各个城镇的铁路网也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到1920年，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51.2%。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心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但随着小汽车的普及，中心城市人口开始出现向郊区扩散的现象，郊区住宅不断出现，进入了城市人口的郊区化时代。1950年社会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后期，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不断上升，超过50%，城市化水平达到64%。但是之后经济活动和人口持续不断地由城市中心向外围和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迁移和扩散，郊区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大。许多城市经历着明显的人口流失，农村发展速度，自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第一次超过了城市，许多企业从城市流向乡村。

——摘编自高强《日本美国城市化模式比较》

材料二   现代日本城市化是一种人口从农村及小城镇地区向太平洋沿岸城市移动的过程，日本的十大城市集中分布在太平洋沿岸工业地带，而且七个分布在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道都市带内。日本自20世纪六十年代初推行工业化政策以来，农户转移速度加快，农户人口急剧减少。据统计，到1971年，日本中小企业发展到508万个，从业人数达到3040万人，从业人员增加了1倍多。在日本城市化急剧推进的50、60年代，正是国际环境有利于贸易和经济增长的时期。外贸及技术的引进加快了日本城市化的进程，但是也造成农村人口稀疏、产业衰退、社会设施奇缺、文化水平落后。日本在城市化中后期注意到农业农村发展问题，制定了大量法律促进农村发展，如《半岛振兴法》《山区振兴法》《向农村地区引入工业促进法》等。

——摘编自高强《日本美国城市化模式比较》

材料一 工业革命使大量农村人口迅速涌入城市，导致城市原有的基础设施不堪重负。住房拥挤和私自搭建房屋的现象大量存在，出现了早期的贫民窟。1831年和1832年，英国许多城市霍乱流行，共导致3万多人死亡。城市不断吸纳人口以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同时又按照资本运行的规律创造了一批批失业工人。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后，对于全新的生活环境表现出了极大的不适应，于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寻找宣泄的途径，社会道德沦丧和社会价值观丧失的情形严重，犯罪率居高不下。新兴的工业城市街道狭窄，建筑物品质低劣而且杂乱无章。英国城市社会问题的持续恶化，使政府面临着来自社会各界的压力，政府在社会分配和公共服务方面进行了干预，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的法令法规，最终使早期的城市社会问题得到了初步治理。

—摘编自李明超《工业化时期英国的城市社会问题及初步治理》

材料二 1954年河南省会由开封迁至郑州，国家将郑州确定为工业化建设重点城市之一。郑州市人民政府制定了1954年城市总体规划：明确城市性质为以轻工业为主导的城市，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河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88年郑州高新技术开发区启动筹建。1993年郑州规划建设了经济技术开发区。2000年河南提出加快开发郑东新区。2010年国务院批准设立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2013年国务院批复《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规划》。2016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郑州将以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契机，从文化、产业、生态、设施等方面全面优化城市功能，进一步增强高端要素集聚、科技创新、文化引领和综合服务功能，加快提升国际化程度和国际竞争力。

—摘编自张善奎、孙玉娟《郑州城市规划发展历程》

材料一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受马克思主义和直接过渡思想的影响，苏俄政府颁布集中化的住房管理政策，试图通过无偿使用住房等方式改善城市人口的居住条件。然而因为国家财政国难以及住房管理的权责关系不明等原因，这一管理体制未能解决住房危机。到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政府调整政策，颁布住房法令，使缴费人数覆盖全体租户，收费标准依据市场规则而调整，但始终根据社会地位和工资差异，执行差别房租制；规定法人和自然人享有在国家允许的地段上建筑房屋的权利，使得住房建设主体呈现出多元化态势。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还通过决议，允许不动产交易，开辟了国家、市场、合作社三条分配住房的渠道。分散化住房管理方式大幅度改善了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

——摘编自张丹《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城市住房管理体制转型初探》

材料二   20世纪最初的20年，欧洲国家的不少慈善机构和合作社等组织就开始试图改善工业新兴城市中工人和其他受雇者的住房条件。但实际上，瑞典等北欧国家的大规模住宅建设是在二战后快速兴起的。自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在这些国家内部，从中央到地方都成立了专门机构负责资助住宅建设，所有住房都有补贴，补贴量和租金几乎相当。通过这种形式，政府控制了所有住宅的质量，从而使住宅既达到了特定的最低标准，又没有超过空间和舒适度方面的限度。20世纪60年代，大量人口从乡村迁入城市，这进一步加快了住宅建设的步伐，要求政府为不断扩大的城市制定总体规划。至20世纪70年代，住宅量的需求已经得到满足，居民对建筑质量和建筑形式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大量的再投资不可避免，这成为北欧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普遍性危机，带来了社会经济的分化。

——摘编自[瑞典]J．林德瓦尔、武立《福利制度下的住房发展——战后北欧住宅建设》

材料   19世纪中叶以来，资本主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体系，将近代中国开埠通商城市从清政府的专制机制中强行分离开来，出现了上海、天津等大城市。这些城市的发展在依附于殖民者需要的同时，将西方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成果直接输入中国，使近代中国城市现代化的启动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并产生了早期现代化的承担者。与欧美等国的城市化相比，中国城市现代化发展程度滞后，原因在于中西方城市现代化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发展动力：中国社会内部未能自发地产生发展现代化的动力；中国城市化与半殖民地化同步进行；洋务运动造成城市与农村严重脱节；等等。

——摘编自何一民《近代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的特点与外力的影响》

材料：1949年，中国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公房公产统一管理的决定》，该决定赋予了城镇房屋公有的性质，并规定对其进行统一管理，所以房屋并无进入市场买卖、流通的可能，导致当时在新房屋的开发建设方面，只有国家统一投资这一渠道。……国家对城镇职工收取少量的租金不足以支付房屋的维护和管理费用，……这样的政策使得城镇居民对房屋近似于无偿使用。1979年我国以西安、南宁、柳州和梧州四个城市为试点，国家统一建设房屋，允许出售新建住房。1980年4月，邓小平同志提出“城镇居民个人可以购买房屋”……1982年政府为了鼓励公民购买公房，推出了新的措施——国家、单位和职工按“三三制”原则承担购房费用。……政府随即将改革的目标转向了提高住房租金。

——摘编自艾其茂《新中国六十年城镇居民住房保障制度变迁的历史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