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德国城市化发展真正驶入快车道是在19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时期，尤其是在帝国统一后，德国的城市化发生了更为显著的变化。城市急剧增多，规模扩大。如随着工业化进程加速，莱比锡发展为重要的工业城市。而且，德国电气工业的迅速发展与工业化和城市化有密切关系。……1835年，巴伐利亚首次建成德国第一条铁路。这条铁路从纽伦堡至菲尔特，全长6.1公里，标志着德国铁路运输时代的开始。“铁路热”开始在全德兴起。到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德国已经形成了柏林、科隆、法兰克福、慕尼黑和纽伦堡、德累斯顿等铁路交通中心，形成了4大铁路交通网。从19世纪20年代使用轮船以后，随着内河航运业的发展，德意志境内兴起一批内河港口城市。……斯泰因——哈登贝格改革主张城市自治，废除农民封建义务以及进行土地制度改革，为劳动力自由流动创造了条件。“普鲁士式道路”的胜利和农奴制的瓦解，巨额“赎金”部分转化为工业资本，大批破产农民转入工矿企业成为自由劳动力，容克农场扩大经营，日益增长的需要为工业品开拓了销售市场。

——摘编自李富森《近代德国城市化迅速发展的原因》

材料二

德意志帝国时期的社会保险主要包括：俾斯麦时期所通过的三部保险法即1883年《疾病社会保障法》，1884年《工伤事故保险法》，1889年《养老和残疾保险法》。俾斯麦解职后，威廉二世于90年代提出劳工保护立法；1911年三大立法与其他新增法典被并称为德意志帝国社会保险法典；1911年增《遗族保险法》和《雇员保险法》，直至1912年新扩大的保险立法的受保对象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工人。……社会保险政策的出台不仅为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同时也加强了国家在社会中的职能和作用，这既得益于工业化的成果，也是对工业化所带来负面效应的有效缓解。

——摘编自徐旭华《德意志帝国城市化影响因素分析》

材料一   在该城的某些部分……地下室的潮湿程度根本不宜于给人居住……据我所知，有许多工人家庭在这种墙上滴水的地下室住上一段时期后，就与世长辞了。

这些寄宿含的恐怖景象是很难描述的：一个新从乡间来的房客往往睡在前一住客留下的、尚布满传染病菌的床上，或者几个钟点儿以前才从这个床上抬走一具患伤寒而死的尸体。

——摘自《1793年医师关于曼彻斯特城工人住宅的调查报告》

材料二

材料三

——摘编自联合国《世界城镇化展望（2018年版）》

材料一   1933年1月，上海《东方杂志》号召国人想象未来的中国，历史学家周谷城写下了一个奇怪的梦。他写道：“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首要之件便是：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我梦想着：此后我真能不再作什么梦想了。”

——摘编自1933年1月上海《东方杂志》

材料二   “领导们问大家，对自己分到的房子有什么不满意的，还有什么需要。但是我们想，跟过去比已经很好了，还会有什么不满意的，周围的医院、邮电局、花园、菜场什么都已经有了，方便得不得了。家里用的还是抽水马桶，那可是刚解放啊，全上海人家都还是倒马桶的呢。”

——原上海绢纺织厂先进工作者郑长保回忆1952年首次搬进上海曹杨工人新村的往事

材料三   “在工人新村大道的两旁，守望这欣欣的白杨，风儿挨家奔跑送喜讯……生活啊，长着翅膀在飞翔；多少个工人子女进大学，多少户工人家中挂奖状。多少青年儿女立下大志，走遍祖国四面八方；多少家庭妇女离开灶台，解掉围裙换上工装。谁说古来百家不同姓，这里的家长是亲爱的党……”

——摘编自上海诗人宁宇《工人新村漫步》（写于1957年前后）

材料一   到19世纪中期，英国成为了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工业革命首先是一次生产力的全面革命，改变了生产技术和劳动工具。经过工业革命，纺织、冶金、煤炭、机器制造和交通运输成为英国工业的五大基本部门。在工业地区，新的城市纷纷诞生并不断膨胀。农村人口在全国的比例和农业在经济中的比例都降到次要地位。政府颁布一系列法案，如1834年《济贫法修正案》、1844年《工厂法》、1847年《十小时工作日法案》、1848年《公共卫生法》等。到1851年，城市人口已占全国人口的52%。城市化不仅仅是城市人口的聚集，而且也引起城市建设的发展，包括城市交通、城市公共卫生以及城市房屋建设等等。

——摘编自齐世荣《世界史》（近代卷）等

材料二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快速城镇化过程。1978到2017年，中国城镇人口从1.7亿增长到8.1亿。1978到1995年乡镇工业突起，外资流入工业企业，形成了以轻工业为主导的城镇化；1996到2013年外资和城镇建设共同带动了重工业的发展，形成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城镇化；2013年以来城镇化对服务业的需求快速增长，形成了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城镇化。轨道交通建设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现代化的电讯、信息、互联网、物联网通信信息基础设施与水电煤气的公用基础设施在城市普及。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大规模城镇化进程，是我们党在经济建设尤其是城市建设领域开拓创新和艰辛探索的结果。

——摘编自倪鹏飞《改革开放40年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材料一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社区重新进入政府的决策视野，积极的公民权利和社会融合成为公共政策的主旋律。“政府大幅削减公共开支，积极推进公共部门的私有化，政府对社区服务的投入急剧下降。”“政府逐渐从服务供给的垄断者身份转变为服务购买的最大雇主，形成了以社区为依托的社区照顾政策。”发达国家的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空间得以扩大，在美国发展出一些以发展经济为重点的“社区发展公司”……在英国，一些社区志愿者组织相继出现，陆续进入社区治理领域。

——摘编自吴晓琳、郝丽娜《“社区复兴运动”以来国外社区治理研究的理论考察》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发生很大变化。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扩大了居委会职能，居委会可根据需要自行设立各种工作委员会。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以及大量的“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社区式管理”成为城市管理新的模式。2000年，《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颁布，标志着社区建设成为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新方向。除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之外，社区还出现以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以及社会非营利性公益组织为代表的新兴组织。通过居民会议议事协商和民主听证等形式，社区各类主体都可以平等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民主决策。

——摘编自朱汉国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史》

材料一 10—11世纪，西欧各地兴起了众多新兴城市。11世纪后期，英国的考文垂有约6000人，约克有1万余人；14世纪初，只有几座城市超过5万人。 随着城市的发展，市民包括城市贵族、富裕商人、手工业者、教士、律师、教师、帮工、学徒等。11—15世纪，领主常将自治特许状赐予城市，以标明相互间的权利与义务。城市市民在处理相互关系时，也往往约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与封建制以出身定等级不同的是，城市中的社会等级是以财富为基础的。每个人的社会身份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人人都可以通过发家致富享有优越地位，富人也有因顷刻破产而沦为下层的可能。

——摘编自姜守明《浅析中世纪西欧城市制的起源和发展》

材料二   明代北京城各门通什么车，都有规定。正阳门大多走皇轿或宫车，因皇帝和大臣出宫城往往经千步廊出正阳门……崇文门大多走酒车，因南郊烧锅制酒。朝阳门走粮车，因南方的大米经运河到通州，然后顺大道拉入朝阳门……安定门走粪车，因靠近地坛，东、西、南三面均有粪场，晒干后卖给农民肥田……阜成门走煤车，从西郊门头沟挖的煤，进阜成门较为顺当。

——贺树德《明代北京城的营建及其特点》

材料三   19世纪中后期，美国迎来了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高潮。过快的城市化进程，使城市环境承载能力下降，居民将粪秽等生活垃圾直接倾入河中，固体废弃物的增加使街道的卫生状况急剧恶化。各种生活生产污染为病原体营造出绝佳的寄存场所，为传染病大规模暴发埋下隐患。 自由放任主义影响下的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对各种城市问题持漠视态度，致使19世纪后半期美国城市陷入各种传染性疾病的困扰中，城市中滞后的卫生防疫措施导致死亡率居高不下。

—[美]洛瑞·克莱门《美国公共卫生》等

材料四   清末，有很多部门负责管理北京的街道与沟渠、河道，“严且备矣”，但“究其实，无一人过问”，以致北京城“粪土载道，秽污山积”，“洋人目之为猪圈，外省比之为厕屋”。清政府每年出资修缮，并向商民收取巨款，但款项皆被官员私吞，并没有真正用于街道等的修缮。戊戌变法时期，清政府令“各衙门即行查勘、估修，以壮观瞻，并大清门、正阳门外，菜蔬鸡鱼摊肆，一概逐令于城根摆设”。对此改革，“官吏闾民，皆称不便”，更有官吏怂恿百姓联名反对。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