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新航路开辟后，最初来华的西医师主要身份是传教士，他们通过外科手术在中国站稳脚跟，之后西医在中国迅速推广。传教士带来西医的同时，也将中医向西方传播。如清前期法国传教士殷宏绪将中医人痘接种技术传入欧洲；20世纪初，法国驻昆明副总领事苏里耶·德·莫朗学习针灸并回国行医，在西方掀起了学习中医的热潮。新文化运动后，国内出现了激烈的中西医论争。南京国民政府曾一度通过废止中医的法案。新中国成立之初，仍有许多人强烈要求废除中医，毛泽东坚定支持中西医结合，中医才得以延续和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医得到长足的发展，并进一步走向世界。据统计，到2022年，中医已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18个国家和地区将针灸纳入医疗保险体系。

——摘编自罗曼《西医东渐及其与中医的碰撞》等

材料   宋代重视地方医疗体系建设，逐渐确立了派遣医学官员前往地方的驻泊医官制度。《宋会要辑稿》载：“在京医学等员数甚多，并令尚书省措置。契勘翰林院见今医官至柢候七百余员，并无职事。”这为朝廷派遣驻泊医官提供了基础。公元1113年开始，朝廷实施了按地区分等、分别派遣驻泊医官二至七人的制度。从有限的记载来看，驻泊医官医术多优于民间医人。驻泊医官除了治疗疾病之外，还参与地方赈济、救助灾民等事务。在差遣过程中，朝廷对驻泊医官的行为加以严格规范，对其官品也进行限制，同时通过任期内的治愈率对驻泊医生进行考核。但是，“医职初官，两迁便至升朝”的升迁优势，使得驻泊医官成为转官的阶梯而为人钻营。由于诸州郡驻泊医官的数量有限，在地方医疗方面的作用又相当有限。

——摘编自陈曦、吕文艳《宋代驻泊医官制度及其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