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346年，金帐汗国的蒙古军队攻打克里米亚半岛的加法城。军中黑死病很快传到城内，大量市民死亡。幸存者纷纷外逃，疫情逐渐从商业中心意大利传向了整个欧洲大陆，进而让瘟疫大规模席卷英国。欧洲人口至少因此减少了三分之一、英国总人口的死亡率在30%～45%之间。为此，英国政府通过了专门的卫生立法，命令在大街上架起熊熊大火来净化空气并要求保持街道的清洁。1349年夏，英国政府颁布《劳工法令》，限制劳工外流和教徒朝圣，禁止大规模的集会。英国政府和教会合作，规定黑死病尸体必须掩埋，同时限制人群出入黑死病疫区。为保障民众对土地的占有权，使幸存者有田可耕，政府下令减免赋税。直到1440年黑死病才开始消退。
——摘编自刘黎：《中世纪英国政府对黑死病的反应及应对措施》
材料二 《1911年国民健康保险法》规定工人参保由工人、雇主和政府共同出资，参保工人可免费接受全科医生诊疗。二战期间，战时医疗服务体系提供的免费诊疗范围扩展适用于遭空袭的伤员、服务业人员、生产军需产品的工人、特定的慢性疾病患者，最终适用于战时所有行业的工人和其他需接受医院治疗的人。《1946年国民医疗服务法》强调卫生大臣有责任促进建立全面的医疗服务，据此建立了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形成了大区医院管理委员会负责医疗机构管理，地方卫生当局负责地方公共卫生服务管理，地方执行委员会负责全科医生服务管理。
——摘编自李鸻《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行政治理研究》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举，许多蛰伏的传染性疾病一度肆虐，鼠疫波及全国20多个省区，血吸虫病遍及长江以南所有省份。1949年10月，中央召开紧急防疫会议，确定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措施，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建立快捷的信息沟通体制，开展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1950—1953年连续召开三次全国卫生会议，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强调群防群治。通过传媒界的政治动员和教育界、文艺界的防疫宣传，卫生防疫工作上升为全民政治运动，流行的各种疫病很快得到了有效防控，全国城乡人口逐步上升。
——摘编自李向东、刘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疫情与疫病防控的政治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世纪欧洲黑死病大规模传播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英国医疗卫生发展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疫病防控作用。
材料苏轼（1037—1101），元佑四年任杭州知州，恰逢杭州大旱、饥疫并发。苏轼奏请朝廷，免去本路上供米的三分之一，用于救济饥饿之人。次年春，苏轼一方面降价出售官仓粮，置粥分药，救治百姓；另一方面，募集钱财二千缗和自资黄金五十两，建造治病场所，储备钱粮，以防疫病……供应城内居民用水的六井年久失修，淤塞废置，苏轼请教精通水利的僧人子珪，予以修缮……城内有汇聚江中潮水的茅山河和接受湖水的盐桥河，苏轼组织人员疏通二河，以通航运。同时，苏轼将救荒剩余钱财招募工役，修筑堤坝，后又在堤坝种木芙蓉、杨柳，望之如画，杭州人称为“苏公堤”。
——摘编自林语堂《苏东坡传》
(1)根据材料，概括苏轼治理杭州的措施。(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苏轼治理杭州取得成效的原因。
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外国教会、租界等在华势力开展的医疗卫生活动，引起了国人见贤思齐的仿效舆论，在舆论压力和疫病流行的情况下，清廷开始着手施行卫生新政。1902年，给事中吴鸿甲奏请设立医局，得到光绪帝的准允。1905年清政府设立巡警部卫生科，1908年设立了外城官医院，开创了官办平民医院的先河。清廷虽然移植了西方卫生职能，但许多举措仍然体现着施舍性质的社会救济的特点，并且没有相应的法律制度来规范这种行为。
——摘编自修固慧《仿效与超越：中国近代卫生事业演进历程分析》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迅速做出决策，采取各种措施增进人民的健康。从1953年开始，全国省、地区、县各级卫生防疫站逐步建立。稍后，铁路系统、厂矿企业也建立了卫生防疫站。1955年，国务院发布的《传染病管理办法》是卫生防疫工作的第一个法定性文件，从而使防疫工作有法可依。1958年，国家发动全民除“四害”运动，进一步整治了环境卫生，以预防疫病传播。
——摘编自《新中国七十多年来的医疗卫生事业是如何发展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晚清相比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之处，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17世纪初，英国出现了新一轮鼠疫和饥荒。当局采取了严格的措施，一些病人被送到城外的房子或棚屋隔离起来，主要的还是封户进行隔离。受“预定论”思想影响，染疫病人自我隔离，避免给他人造成危险。枢密院颁布《条例集》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包括所有政府官员的监督问责机制，英国开始建立覆盖全国的防疫体系，但在各地成立常设专门公共卫生机构的建议却被束之高阁。同时还建立了以堂区为单位征收济疫税的新制度，使经费筹措变得世俗化和规范化。英国通过地方精英的广泛参与将国家权力渗透到基层社会。当伦敦大瘟疫消息传到西南边陲小镇泰特伯里时，当地立即召开居民大会，制定防疫条例和法规，禁止任何外来人口和货物进入。由于基层防控有力，鼠疫被限制在伦敦和其他少数城市，很少蔓延到广大乡村。
——摘编自向荣《第二次鼠疫大流行与意大利和英国的社会应对》
材料二 中国历史上灾害频发，为进行有效的救灾工作，历代政府建立了粮价奏报系统和雨泽奏报系统，以掌握各地粮价及收集全国的气候信息，以预测和核实从各地收集到的粮价信息。
清朝政府改进了前代的信息收集系统，建立了全国性的粮价奏报系统和雨泽奏报系统。清朝的粮价和雨泽奏报有经常奏报和不规则奏报两种形式。经常奏报要经过州县到行省层层上报的一套程序。不规则奏报则没有固定的奏报人员、程序、时间和格式。对于各地奏报不及时或者奏报不实的官员，皇帝经常进行追查，有的被严加惩处，但没有专设机构或人员执行经常的查核工作，他不相信这样的机构，而是让信息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送上来，由皇帝自己来判断。
——摘编自李伯重《信息收集与国家治理：清代的荒政信息收集系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应对疫情的特点并分析其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应对灾情与英国相比的不同之处及共同价值。
材料一 近代早期的英国政府，枢密院作为国家最高防疫领导机构，全盘指导国家的防疫工作；郡治安法官具体领导所在地区的防疫工作；而教区牧师和教会执事则具体负责法令的执行与措施的实施，他们每周要向治安法官递交一份疫情报告，其中包括染病人数和死亡人数。起初法令要求染病住户主动隔离，后来鉴于成效有限不得不趋向制度化和强制化。在大疫面前，英国职能部门与官员大都能忠于职守，兢兢业业。英国君主也经常过问防疫事务并下达指示，而以乡绅阶层为主体的地方官员在接到法令和指示后，往往本着高度负责的精神来组织地方防疫。中世纪愚昧、落后的天谴疫病观念为进步、理性的观念所取代，疫病不再被认为是上帝意志的体现，不再是对人类罪孽的惩罚，它只是一种生理病痛，只要措施得当是可以战胜的，这为医生等专业人士走向防疫前台提供了机会。有学者估算，在16、17世纪的防疫斗争中，政府投入与私人募捐投入的经费总计为33800磅，与同期欧洲国家相比，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摘编自陈凯鹏《近代早期鼠疫在英国消退原因探析》
材料二 1950年，卫生部成立中央防疫总队，下设6个防疫大队。1952年12月，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提出“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要求发动群众、宣传群众，让群众自己起来同疾病和不卫生习惯作斗争。各地广泛组织清洁卫生运动，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在全国各地建立卫生防疫站，开展疾病控制、卫生监督、卫生监测等工作。1954年，第三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明确，应逐步建立国家的监督制度。1955年，卫生部颁布《传染病管理办法》，规定对18种传染病的管理办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总结全国卫生防疫机构建设经验的同时，国家决定建立中国预防医学中心。从此，从国家预防医学中心到省、地县及各部门卫生防疫站，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卫生防疫组织体系。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国卫生体制改革进入了全面启动时期。2004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以法律的形式对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防控传染病工作中的职责做出了明确的分工。同年，国家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网络直报系统运行。
——摘编自王碧清《中国疾病预防控制60年》
材料三 近三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有效处置了百余起聚集性疫情，有效应对了五波全球疫情的冲击，感染率和死亡人数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铸就了伟大的抗疫精神。2020年9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指出：“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伟大抗疫精神，同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特质禀赋和文化基因一脉相承，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的传承和发展，是中国精神的生动诠释，丰富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涵。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使之转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近三年来，我们先后印发九版防控方案和诊疗方案，出台二十条优化措施和进一步的优化措施，以战略的稳定性、措施的灵活性有效应对了疫情形势的不确定性。近三年来，我们拥有了有效的诊疗技术和药物，医疗救治、病原检测、流行病学调查等能力在持续提升，疫苗研发和接种取得了积极进展，全人群疫苗完全接种率超过90%，群众的健康意识和健康素养明显提升。近三年的抗疫实践，极大程度保障了全体人民的生命安全，极大程度创造了生产生活条件和投资发展环境，极大程度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些都为今天的防控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进一步优化完善防控措施创造了条件。近三年来，我们不断调整优化防控措施，每一次优化都是十分审慎的，是建立在此前防控实践的基础上，根据实践发现的问题，深入研究论证；每一次优化都是强调更加科学精准，聚焦病毒特性、国际国内疫情形势和国内外防控策略变化，因时因势进行调整；每一次优化都是以人民为中心，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更好地为老年人、婴幼儿等重点人群提供保障。
——摘自2022年12月初新华社社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早期鼠疫在英国消退的原因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现代中国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经验和意义。
材料一医疗福利制度是宋代政府仁政思想的重要体现之一。宋代出现了“医政”概念，通过医政来推行医疗福利，同时它还抑巫扬医、培养人才、加强对医疗人员的管理。宋代的医疗福利对于皇族及官员采取了保健、治疗、用药等方面的制度及措施；对于军人采取了防病、医疗、抚恤等方面的制度及措施；对于平民百姓则采取建立医疗机构和药局机构的制度及措施，同时对于弱势群体采取法律保护。此外，宋代以建立义冢的方式，掩埋无主尸骸，预防疾疫发生，形成了生有所养，病有所医，死有所葬的系统化社会福利体系。
——摘编自杜菁《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特点。
材料二新中国成立初，国贫民弱，医疗卫生状况十分恶劣。1949年11月，卫生部成立时专门设置了妇幼卫生局来保护妇女儿童的健康。1950年，《种痘暂行办法》规定：婴儿出生后六个月即应该接种牛痘，并且是免费接种。朝鲜战争爆发后，全国人民掀起了以反对美军细菌战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并于1952年成立了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1953年，毛主席指出：“看不起中医是不对的，把中医说得都好、太好，也是错误的。西医也有唯心论。中西医一定要团结。”同年，卫生部在工作报告中也指出，对于医务人员，要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在党的领导下，建国初我国的卫生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
——摘编自钟冰《建国初期党的领导集体的医疗卫生思想》
(2)根据材料二，指出建国初期我国重视医疗卫生事业的表现。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和建国初都重视医疗卫生事业的原因。
材料 元代统治者认识到，为解除平民百姓的疾病之苦，必须从根本上抓起，培养一支医德高尚、艺术高明的医疗队伍。“世祖中统二年夏五月，太医院使王献言：医学久废，后进无所师授。窃恐朝廷一时取人，学非所传，为害甚大。”乃遣副使王安仁授以金牌，往诸路设立医学。生员拟免本身检医差占等役，俟其学有所成，每月试以疑，视其所对优劣，量加劝惩。后又定医学之制，设诸路医学提举纲维之。”元代的地方医学也叫三皇庙学。“三皇庙者，祠伏羲神农皇帝之神。自国都至于郡县，皆立医者之学，我国家之制也”。在医药管理方面，设置了“广惠司”“回回药物院”“御药院”“御药局”等机构，“广惠司”和“回回药物院”都是阿拉伯式的医疗机构。
——摘编自王风雷《元代的医学教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元代医药改革的举措。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元代医药改革的意义。
公元2世纪,35°N附近的东西方,几乎同时降生了两位医学巨人,他们在中西医学的发展进程中如此重要，以致被分别尊为“PrinceofPhysicians”和“医圣”。
材料一 盖仑（129 -216?）出生于罗马帝国鼎盛时期，自幼接受希腊哲学、数学和文学教育,青年时辗转各地学习医学知识。他承袭“医学之父”希腊人希波克拉底的“四.体液”病理学说,但绝非对波氏医学的教条研究。在亚历山大城接受的动物解剖训练,使他能够从具体器官、部位的损害或病变来探明病因,进而开展大量巧妙的的生理学实.验,探索各组织器官的功能。他积极践行亚里士多德“实践研究与科学逻辑相统一”的观点，以数学推理式的严谨思维来保证医学研究和临床医疗的准确性。这些空前的成就使他出人头地、成为御医,但他始终坚持着“有治无类”的行医准则。他著述颇丰,据说超过300本,传世经典《论身体各部分的功用》是西医必读书籍。盖仑医学被教会势力长期奉为不容触犯的金科玉律,因此其学术价值在近代遭到不公贬损,但更多学者将其视为西方近代医学的起点。
——摘编自（英）罗伊·波特《剑桥插图医学史》等
材料二 成书 于西汉的《黄帝内经》等标志着中医基本理论体系的建立;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等则反映出当时临床医疗的发展。东汉后期,天灾与战乱致使疫疾连年，张仲景（148 -219）因近百名族人死于伤寒而立志从医,他反对“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之人，主张“精研方术,爱人知人”。他以医经为指导,总结荟萃经方家们与自己的实践经验,熔于一炉,著成《伤寒杂病论》。他的贡献不仅在于一病一证（症状、体征等）、一方一药的正确论述,更重要的是创造性地提出“辨证论治”范例,成为后世医家临证诊疗的重要准则。
——摘编自常存库《中国医学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盖仑和张仲景作为伟大医学家的共同之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盖仑医学与同一时期中医药学的差异。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古代医学发展的意义。
材料一 瘟疫发生之后，明王朝作为社会的管理者，自然承担起了应对瘟疫，赈济民众的重任，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对于各地出现的包括疫情在内的灾情，明朝中央政府要求各地方官员必须迅速上报，以便上级部门采取及时的对策。对于报灾不实的官员，常常加以处罚；免除疫区正官进京朝觐，以保证救灾的领导力量和地方政府职能的正常运作，同时派员赈济，督促地方官员，协调救灾工作；明王朝设有专用的救灾仓储制度，为包括疫灾在内的灾害提供固定的物资保证；太医院、医学与惠民药局，是明朝医疗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明政府注重对医疗机构的创制和整顿；在灾疫出现时，明朝皇帝常常下令中央和地方官员要“修省”，甚至皇帝下“罪己诏”，举行祈祷和祭祀活动。
——摘编自陈旭《明代瘟疫与明代社会》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救灾体系的主要措施，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
材料二 明后期到清前期农村集市发展情况表
| 省区 | 明代 （嘉靖—万历） | 清初 （顺治—雍正） | 清中期 （乾隆—道光） |
| 集市数 | 集市数 | 集市数 | |
| 四川（盆地） | — | 135 | 2484 |
| 湖北 | — | 548 | 1430 |
| 江西 | 459 | 545 | 976 |
| 福建（不含台） | 131 | 205 | 551 |
| 广东 | — | 1270 | 1969 |
| 江苏 | 698 | 1112 | — |
| 安徽 | 294 | 708 | — |
| 浙江 | 368 | 605 | — |
（笔者注：苏、皖、浙地方志大多只列市镇，不记集市，因而为集镇数。）
——据赵德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
材料三 农村集市历史久远，但其大规模发展是在明清时期。从每个单独的集市来看，它是小生产者之间进行有无调剂、余缺调剂，以满足各自的生产和生活需求。然而，作为一个网络体系的集市，是各种农产品、手工业品的集散市场，是大规模的商品流通的起点和源泉。它使原本互不相关的一个个自然条件、发展程度各异的地区相互联系，成为一个整体，从而可以在大范围、高层面上形成地区分工，有利于发挥各自的优势，取长补短。
——据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
（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从经济角度分析明清时期农村集市发展的影响。
材料四 黄宗羲不再从血缘关系看待和解析以民为本，他从人的权利与自由的政治和道德观出发，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政治主张。这是与古代的以民为本主张的本质区别，是对封建专制压迫人民，蔑视人的权利和自由的挑战，是对几千年反人道、反人性的“三纲”政治和道德的批判。
——摘编自陈谷嘉《中国文明起源的特殊路径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
（3）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黄宗羲民本思想的意义。
材料一 明初在乡村创设以征发赋役为直接目的，以户籍登记、人户编排为手段的里甲制。明代中晚期在乡村流行保甲制，十家为一保，实行连坐和互相监督，嘉靖后还承担轮流赡养鳏寡孤独老人等更多的社会功能。明代后期推行乡约制，没有统一的形制，大多是各乡里结合实际设置相应职务，以道德教化为主要功能，包括宣讲圣谕、倡导互助、处理纠纷等。明太祖禁止官员插手基层乡村事务，通过士绅、宗族和老人等精英群体实施乡村地方自治。为了实现良好的乡村治理效果，明代统治者颁行了许多关于乡村治理的法律条令，还充分利用当地的乡规民约和家族法规。
——摘编自林乾、杨练《明代乡村治理体系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代基层地方治理的特点及意义。
材料二 我国历代医家对传染病的防治十分重视，如《黄帝内经》《伤寒论》《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外台秘要》等著名医著中都有防治传染病的经验的记载，我国第一部治疗急性传染病的专门著作是明代吴有性所作的《温疫论》。他提出“能知以物制气，一病只有一药之到病已”的原则。把戾气侵入途径分为“自天受”（空气传染）和“传染受”（接触传染），既可形成流行之疫，也可出现散发之疫。提出“达原”、“三消”等治法。明代，科学原创力在逐步丧失，但却进入了一个经验与技术大总结的时代。温病学的创立，人痘接种术的发明是这一时期中国医药学发展的新成就，外科总结性著作《外科正宗》成书，特别是明末，一系列专著巨著诞生。
——摘编自《中国古代防疫学史》
（2）根据材料二指出我国明代在防疫理论方面的继承与突破。总结中国古代在应对重大疫情过程中的经验与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