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疫灾是人类灾害链网中的顶级灾害，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痛苦。中国古代先民对疫病防治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伤寒杂病论》《温疫论》等中国古代疫病防治的集大成之作对于古人战胜疫病起到了积极的技术支撑。统治阶级对疫病会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皇帝们一方面下诏罪己，另一方面采取措施：汉元帝“……募徙贫民，县次给食。”宋徽宗设置“安济坊”（也就是中国古代的医院），“宜以病人轻重而异室处之”。统治者重视疫情信息的上报与处理，还采取保护水源，改善城市卫生的必要措施从根本上加强对疫灾的治理，甚至于官员的政绩考核奖惩都与疫病防治挂钩。……明代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医疗制度……有清一代在明代疫病治理方略的基础上，又有改进。

——摘编自《中国古代防疫措施探析》《中国古代防疫思想变迁》等

材料二19世纪后半叶，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迅猛发展的进程中，一系列公共卫生问题日益显现。公众对城市公共卫生问题的关注度逐渐增加，加之霍乱等瘟疫的频繁爆发，推动了政府干预公共卫生。19世纪30年代，英国在流行病肆虐的恐慌中，开始出现政府干预控制疫情的迹象。《1848年公众健康法》是英国第一次从国家层面干预公共卫生，明确国家和政府在维护公共健康中的职责与作用，提出建立卫生管理机构的必要性。英国从1841年就开始免费实施疫苗接种，政府直接参与推广。这属于英国首次开展的持续性公共卫生活动。为了规范防疫制度，1867年英国制定新的《防疫法》。1865年，英国开始着手组建以实验室研究为主的研究体系，该研究着眼于疾病病因理论和化学原理。这种科学的预防与控制疾病，推动了英国的公共卫生朝着科学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摘编自赵玉兰、吴俊《英国公共卫生运动的领导者：约翰·西蒙》

材料三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城市公共卫生治理工作。在工作大规模展开后，各大城市都组织了大规模的卫生防疫宣传，重点是宣传党和政府对各族人民健康的关怀和新中国卫生工作的宗旨。在此基础上，全国各大城市进行了很多环境卫生工程建设的工作。同时，清除城市垃圾，消灭病媒昆虫，改善环境卫生。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预防肠胃系统传染病的饮水卫生、城市饮食卫生管理等方面，全国各地也都做了不少工作。1951年9月7日，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的贺诚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称：经过21个月的艰苦工作，全国范围内历史上的疫区、少数民族地区、国防前线、政治中心、交通要道及经济命脉等，各种疫病发病人数均大大减少。

——摘编自李洪河《建国初期的城市公共卫生治理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