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周代巫医并存，这一时期的药物及其使用情况在《尚书》《左传》《山海经》等先秦典籍中大量出现，出土涉医材料多以疾病占卜、宁疾祭祷的形式出现。到春秋以后，医逐渐独立，扁鹊第一个主张医应该脱离巫祝独立。汉代，与中医理论和经验相关的专著出现，那就是中医的三大医典——内经（即《黄帝内经》）本草经（即《神农本草经》）伤寒论（即《伤寒杂病论》）；这一时期外科也有相当成就，华陀是中国第一位外科专家，他发明麻沸汤在全身麻醉后施行手术。唐代，方剂、药物和诊疗都有适当发展。唐高宗曾令李勣、苏恭等人增修《唐本草》，集药850种，是中国第一部官定药典；这一时期方书盛行，孙思邀的《千金方》是中国第一部临床各科诊疗大全，搜罗宏富。北宋时，铸针灸铜人。
——摘编自何云鹤《中医学简史》
材料二 明清时期医史书写进一步发展，开始了对“医宗”的建构。医宗的编纂不是单纯的对经典医籍进行注解或重编，而在于通过综合百家、集合众长来构建共同的专业知识体系，为习医与行医者所通用。
| 书籍 | 作者 | 简介 |
| 《医宗必读》 （刊刻于明万历四十六年） | 李中梓 | 全书10卷，从理、法、方、药诸方面阐释其治疗手段和经验，内容系统规范。 |
| 《医宗说约》 （刊刻于清康熙元年） | 蒋示吉 | 全书仅有6卷，书中将深奥的中医理论、繁杂的治疗手法、诸多的方药均编写成简易歌诀，通俗懂易，形象生动，方便记诵。 |
| 《御纂医宗金鉴》 （刊刻于清乾隆七年） | 吴谦 | 全书90卷，由乾隆皇帝钦定并书写书名，内容全面系统，作为官修医书，去其繁杂，统一各家学说，使医学理论和临床各科知识趋于规范化。该书将医家经典的解释权掌握在帝王之手，将医道等小技也与主流文化一样纳入到“大一统”的文化中。 |
——摘编自冯玉荣《医学的正典化与大众化：明清之际的儒医与“医宗”》
(1)根据材料一，概述古代中医学的发展。
(2)根据材料二，指出明清时期医史书写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体现的时代特征。
| A．基督教会权威逐渐加强 | B．传统人文主义潜滋暗长 |
| C．瘟疫横行导致道德败坏 | D．神学守旧思想占据主流 |
| A．城市布局不合理 | B．防控措施不科学 |
| C．民主政治影响抉策效率 | D．公共活动助涨疫情扩散 |
| A．呈现出复古与开新的特点 | B．得益于国家力量支持 |
| C．著作凸显中西医融会贯通 | D．种类繁多且医著普及 |
材料一 检疫观念在1346年就已经存在，这起源于《圣经》中驱逐麻风病人的论述。检疫规定首先在拉古萨（1465年），然后在威尼斯（1485年）成为制度；此后在16世纪的地中海地区被广泛效仿。尽管人类（进港40天内）被禁止上岸，老鼠和跳蚤的上岸却禁止不了。城市政府对恶性疾病的反应相当迅速，比如在鼠疫爆发时保证食物供应、建立检疫所、招募医生，甚至组织丧葬，并为公众制定相关行为规范等。城市当局体现了他们的活力，而正是这种活力使1350～1550年成为欧洲城邦的黄金时代，尤其是德国和意大利诸城邦。
材料二 科学家成功地发明了廉价而有效的方法，以控制各类传染病。不仅如此，能够有效推广医学最新研究成果的机构，也在各地迅速出现。国家级和地方性的卫生委员会和医疗服务组织遍布全球，军队的医疗团队也在与社会机构同步（甚至提前）发展，以至于到20世纪下半期，专家们倡议要把威胁人类的传染病从地球上清除出去，并认为这是一个可行的目标。但人类更多地向更大的城市中心的迁移也进一步加强了与以往常见传染病的接触。结果便形成了某种竞赛，一方是医学技术在欧洲的发展和公共管理体系的完善，另一方是生活条件的变化所引起的传染病及其（并发）慢性病的强化。
材料三 毋庸置疑，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价值观变迁，绝不可能仅仅取决于瘟疫；然而，瘟疫流行以及城市当局应对瘟疫的成功方式，肯定对欧洲意识形态的划时代转变发挥过重大作用。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美】威廉·麦克尼尔《瘟疫与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4至16世纪欧洲城市积极防控传染病的原因及意义。
(2)根据材料二，归纳二战后传染病防治事业的发展趋势。
(3)综合以上材料，运用唯物史观对材料三的观点加以解读。
| A．中医在临床学方面取得了重要发展 | B．中医具有重经验轻理论的特点 |
| C．《伤寒杂病论》集中药学知识之大成 | D．汉代的医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
材料一 随着法律建设的长足发展，唐代医疗卫生管理呈现出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趋势。唐高宗显庆年间“征天下郡县所出药物”，形成了国家权威性药典《新修本草》，规范了地道药材的供应，《唐律疏议》还规定“诸医违方诈疗病，而取财物者，以盗论”，“诸以毒药药人及卖者，绞”。唐代的统治者对于工匠、奴婢和囚徒的医疗卫生管理作了严格规定，“诸如丁匠、防人、官婢等底层民众，在服役或奴婢属官等情形下，若有疾病，主管之人应当送其就医，否则对主管之人处以‘笞四十’的处罚”。《医疾令》也规定“诸医针师，医监、医正量其所能，有病之处，遣为医疗”，中央与地方相配合，开展日常工作，进行州境巡疗，储备药材。
——摘编自王翔《唐代医药卫生法制中的人文关怀》
材料二 宋代诏令对骗取钱财、陷害生命的不法行医活动予以严令禁止，从最初的教化逐步过渡到“以故杀伤论”的有明确量刑标准的严惩。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年）诏令“民有疾而亲属遗去者罪之”，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初置养病院”，特别实行“安济法”，以确保医疗效果。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除京师设立太医局外，宋廷又在地方设立了相应的医学教育机构，由各地的医学博士负责当地医学生的教习，这是地方医学机构的雏形。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宋廷在京师设立了“熟药所”，掌控药材的采买、成药的制作和销售，“制药有官，监造有官，监门又有官，药成……出售则又各有监官”。
——摘编自胡玉《宋代面向民间推广医药的有效尝试》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代政府的人文关怀在医药卫生法制中的表现，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政府向民间推广医药的举措，并谈谈你对唐宋医药卫生管理的看法。
| A．强调辨证施治 | B．吸纳临床经验 | C．成果丰富多元 | D．注重整体思维 |
| A．社会救助具有系统性和规范性 |
| B．北宋已经有了尚未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 |
| C．民本思想在当时社会广泛传播 |
| D．对疫民或灾民的救助体现了政府的人文关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