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经历长期发展的英国慈善事业，到19世纪中叶已经达到相当大的发展规模，其中114个慈善机构创办于18世纪，103个创办于1700年以前。19世纪中叶以后，英国的中产阶级对慈善事业的发展更是起了重要的作用。例如，19世纪80年代，石油开发商摩顿把58万英镑的款项捐给了慈善机构。1870年以后，英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明显缓慢下来，英国农业出现了衰退的趋势，加之不断出现的经济危机的打击，使得英国的社会问题逐渐加剧。成立于1884年的费边社，其代表人物是萧伯纳和韦伯夫妇。他们认为贫困不仅是个人的问题，更多的是一个社会问题。费边社就英国的社会问题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措施，对英国政府政策调整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慈善由基督教的部分工作变为了一种社会机制，由原来的个人和教会的管理机构变成了国家和政府机构的重要功能。工人互助组织中成立最早的应属友谊会，另一种自发的工人互助组织是合作社。相较于济贫法体系下的救济，友谊会会员一方面获得了生活的保障，另一方面在心灵上也得到了慰藉。
——摘编自丁建定<1870~1914年英国的慈善事业》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为改造旧中国社会落后面貌，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事业发展体系。从1949年到1966年间，国家先后颁布了城镇《劳动保险条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办法》等；在农村，毛泽东通过《高级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确立了面向乡村孤老残幼的五保制度。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必须认真地进行对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1951年毛泽东指出“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全力发展这项工作。”1956年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编写了《1956~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为新中国向现代科学进军制定了行动纲领。1957年3月7日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特色办学的理念。中共八大前后，毛泽东认为应改变革命时期战时共产主义式的供给制，实行按劳分配。
——摘编自陈位志《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社会事业思想论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英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迅速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新中国社会事业发展体系的内容，并简析中外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日本最初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是为了赔付战争赔款，通过无偿援助、技术援助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从而实现其经济目的；随后，在70年代，埃博拉等传染病的疯狂肆虐不仅伤害了人类健康和人身安全，更是导致了贫困，特别是在非洲，传染性疾病剥夺了许多人的生命，也导致了大量人口的贫困化。财务省通过经济支持，通过日本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带动了大量企业进入海外市场的步伐。二战结束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都处于美国的阴影之下。这个时候的日本刚好面临全球卫生问题频繁出现的状况，无论是三大传染病还是埃博拉病毒，都为日本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提供了契机。
材料二 “四省厅制”是日本通过政府参与全球治理的重点方式。根据具体的项目要求会有其他不同的省厅参与进来。虽然外务省在“四省厅制”中占据非常重要的比重，但是由于没有划分明确的职责范围，四者之间缺乏一个控制位置。一个援助项目的实施依旧会根据多个部门进行商议，并经过商议—报内阁—再商议的过程，其依旧是复杂和难以协调的。
——以上材料均摘自李妲妲《二战后日本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日本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日本在参与全球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材料一： 19世纪中叶之前，改善公共卫生一直是地方志愿团体或地方政府的工作，英国的医院和诊所大多由私人慈善组织资助。工业革命推动了人口的爆炸，城镇人口的过度拥挤叠加污秽的居住环境严重恶化了人们的健康，出现了很多的婴儿死亡率，据统计，1842年在英国工人的孩子中有一半不满5岁即死亡。恶劣的工厂环境和超负荷的压迫劳动使工人的健康严重透支。在英国扫烟囱的童工中，时有因劳累过度掉入烟囱中或被烧、烫伤，由于没有洗浴卫生设施，发生了在历史上轰动的扫烟囱工阴囊癌事件。伦敦工人、商人和贵族的平均死亡年龄分别为22、33、44岁。
材料二： 19世纪上半叶，英国律师查德威克提出疾病是贫困的根源而不是相反。他于1842年出版了一本研究公共卫生的著作《大不列颠工人群众的公共卫生状况之报告》，支持公共污物导致疾病，而疾病加重公共开支的观点。1845年，英国的一份官方报告建议各地要有单一的公共卫生主管机构，负责有关排水、铺路、净水、供水等工作，并且要求主管当局规范建筑物的兴建准则。1848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公共卫生法案》，要求监管城市清洁卫生、排除“讨厌的麻烦事”以及提供清洁自来水等。英国在中央政府设立国家卫生委员会，这个机构到1919年发展成为具有广泛影响的公共卫生部。
——摘编自武斌《记疫 ：祈祷、隔离与共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世纪中期英国公共卫生问题严重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英国公共卫生运动的特点。
材料一 《后汉书·孝献帝纪》记载：“二十二年夏六月，丞相军师华歆为御史大夫。冬，有星孛于东北。是岁大疫。”“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曹操面对这样严重的灾情，在建安二十三年（218年）颁布了赈灾令，作了以下规定：“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于外，垦田损少，吾甚忧之。其令吏民男女：女年七十已上无夫子，若年十二已下无父母兄弟及目无所见，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无妻子父兄产业者，廪食终身。幼者至十二止，贫穷不能自赡者，随口给贷。老耄须待养者，年九十已上，复不事，家一人。”
——摘编自《后汉书》等
材料二 血吸虫病在我国流行历史悠久、分布广泛、危害严重。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调查，流行区主要分布在我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感染者1200余万人，病牛约120万头，钉螺分布面积达148亿m²。血吸虫病的肆虐给流行区广大群众带来深重苦难，毛泽东主席在《七律二首·送瘟神》诗词中所描述的“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情景，真实反映了当时血吸虫病的严重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高度重视，始终坚持“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群防群控、联防联控”的方针，遵循“因地制宜、科学防治”的原则，经过70余年的积极防控，取得了巨大成就。当前，我国血吸虫病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
——摘编自操治国《我国血吸虫病防治的进展、挑战与对策》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应对疫情的措施。(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血吸虫病防治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
材料一 对于急性传染病，古人十分强调早预防、治未病。《黄帝内经》就指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中医认为正气是指人体的机能活动及抗邪的能力，也包括自身的抗病、康复能力。《汉书·平帝纪》记载：“民疾疫者，设空邸第为置医。”明确规定设置隔离病房治疗，以免疫病传播。晚清名医余伯陶在《鼠疫抉微》中指出：“避之之法，厅堂房室，洒扫光明，厨房沟渠，整理清洁，房内窗户，通风透气。”
——摘编自王星光《中国古代对疫病的认识与防治》
材料二 1949年10月下旬，察哈尔省察北专区突然爆发鼠疫，10月27日，毛泽东指示召开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由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任主任委员，组建防疫总队分赴察北、绥远、张家口等疫区开展防控工作。广大卫生防疫人员迅速开展诊疗、尸检、捕鼠、消毒、隔离观察、防疫注射等各项防控工作，经过近20天的连续奋战，察北鼠疫疫情得以控制。尽管新中国第一次防疫战在较短时间内就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新中国卫生防疫的薄弱现状仍然让党和国家领导人忧心不已。1949年11月，卫生部刚刚成立，毛泽东就指示必须大力加强卫生防疫工作的组织和领导，争取3年之内在全国大部分县建立县级卫生院……在县属区建立卫生所，乡村要有卫生员，工矿街坊都要有卫生组织。
——摘编自谭乐沁、杨晓璐《新中国第一次防疫“大考”》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疫病防治思想。(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积极应对察哈尔疫情的作用。
材料一 在古代中国学医，师傅看重的是学生的“人品”，如果人品有问题，师傅是不会收徒传授医学技艺的。同时，也将人品作为学生可以出师的一个重要的考核标准和内容。由此可见，人品是支撑、传承医德的根本。古代中国著名的医学著作，无论是《黄帝内经》，还是《无理论·论医》，都讲了关于人品的问题，认为只有人品才是学医的根本，也是传授医学知识的根本。晋代葛洪曾说过，想要学好医术，一定要“决须好师，师不足奉，亦无由成也”，“未遇名师而求要道，未可得也”。如果没有高尚医德的老师，也不会学成医术。在此，他重视言传身教对学生医德的养成。学医就是“救死扶伤”，这是千百年来中国学医之人的信念，从神农尝百草了解到哪些植物可以治病，到后来的扁鹊、华佗，都是以治病救人为己任的。因此，在救人的医理之中，就隐藏着医德，医德、医理是“救死扶伤”的基础，也是学医和教授医学的基础。
——摘编自张逸美《中国古代医德教育的现代启示》
材料二 西医学校的产生与发展，不仅是中国近代教育的组成部分，而且，对中国近代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近代中国通过教会医学教育机构培养了最早的一批西医人才。例如，华西协和大学共培养了35届（1915~1950年）毕业生，有2077人，其中牙医学院有579人；北京协和医学院从开办到被日军占领为止，共培养了医科毕业生318名，高级护士168名，进修医生2000余名。教会医学院不仅培养普通医科人才，而且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优势医科专业。例如，华西协和医学院的牙科医学，开启了中国近代医学专科教学的先河。教会医学院还首先开展了公共卫生教育，培养出近代第一批专业护理人才。如北京协和医学院设立公共卫生系，聘请美国教授兰安生主持。总之，教会的医学教育，输入了西方的教育体制和教学方式，培养了中国最早期的一批西医人才，无论在推动近代医学的发展与进步，还是在中国近代教育体制的形成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
——摘编自孙希磊《基督教与中国近代医学教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医德教育的做法。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西医学校的发展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材料一 1575年，荷兰菜顿大学成立，它是以加尔文派最高级的教育机构日内瓦学院为典型建立的。这所大学在医学教师的聘用上不计较教师所属的宗教派别，并为其教学研究提供和平与安宁的环境，这样就留住了不少来自法国、德意志、苏格兰等地的知名学者。莱顿大学医学科的教学内容开始更多地向自然科学靠拢，首倡以病人和医院为基础的临床教学。1592年，该校建造了一个解剖学直观教学大讲堂，为医学基础理论教学向临床教学的过渡创造了条件。随后，又相继兴建了不少医学教学设施，推动了人才培养。它以教授型大学为组织模式，医学教育赢得了"欧洲最好医学教育"的声誉，成为近代大学的先驱之一。
——摘编自吴薇《荷兰莱顿大学医学教育的近代转型及其启示》
材料二 近代中国高等医学教育在继承与发展传统中医教育的同时，引入西方医学教育，开启了中国医学教育近代化历程。1862年，洋务派在京师同文馆内设立医学馆，开学习西方医学教育办学经验的先河。1866年，美国传教士嘉约翰在广州创立最早的西医教会学校——博济学堂，开展了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的教学工作。戊戌变法期间，京师大学堂设有卫生学（包括医学）。光绪帝谕管学大臣孙家鼐道“医学一门，所关至重，亟应另设医学堂，考求中西医理，另大学堂兼辖，以期医学精进”。20世纪初以来，医学教育的发展和西式医院、西药、护士等的出现，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摘编自王广义《近代中国高等医学教育的历史变迁与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莱顿大学医学教育实现近代转型的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与莱顿大学相比，近代中国高等医学教育发展的不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高等医学教育发展的意义。
材料一民国政局动荡，导致中央卫生行政机构几经裁撤，公共卫生法律法规出台的速度也令人惊叹。加之卫生行政机构屡次变更，立法权限设置不明，导致法出多门，法律间冲突多次发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仍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中国城乡分割严重，严重制约了公共卫生法律的实施。而且，公共卫生从无到有，从一种制度的建构到习惯的自觉生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若不能辅之以民众自觉的参与，制度的施行与实效就不免大打折扣。
——摘编自王其林《中国近代公共卫生法制研究(1905—1937)》
材料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卫生立法摆脱了偏重保护皇权的窠臼，第一次站在保护民权的角度重新审视卫生法律的价值取向，卫生相关法律创设的步伐已经大大的加快了，并且建立起了以宪法为统领，包括卫生行政机构组织法、医疗机构管理制度、卫生技术人员管理制度、药品管理制度、卫生教育制度等在内的较为完备的卫生法律体系。1928年4月内政部设卫生司，掌管全国卫生行政事业，11月裁司设部，始称“卫生部”，与原内政部一同直隶于行政院，这是我国历史上专管卫生事业的部门第一次以中央政府组成部门的地位进入公众视野。
——摘编自樊波《民国卫生法制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公共卫生法制建设的背景，指出其局限。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民国时期卫生立法的发展概况。
材料一德意志帝国时期，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迅猛发展，霍乱、肺结核等疾病滋生，城市公共卫生问题日益严重。19世纪末，德国开展了卫生改革，改革涉及环境、住房、学校等多个方面。除国家层面外，市政当局、建房互助协会、公司、医生以及居民等广泛参与，政府出资为部分工人修建住房，各邦颁布了相关住房立法，市政当局开展了大规模城市供水建设活动。1883年，帝国国会相继通过了《疾病保险法》《帝国疫苗法》《食品法》，极大保障了居民的身体健康。1860年至1914年，德国各大学医学院至少创办了173个研究所，其中许多研究所是专为研究城市流行病而建立的，例如肺病研究所。面对婴儿死亡率高的问题，德国发起了婴儿保健和学生保健运动，制定了学校卫生管理制度以及牙科保健服务等。
——摘编自邢来顺《德国工业化经济一社会史》
材料二共产党领导革命队伍长期战斗在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抗日前线，在战乱的农村环境中，伤寒、痢疾、鼠疫等传染病严重威胁军民的健康和生命。在缺医少药的条件下，革命队伍坚持主动出击，预防为主，1937年开始，相继成立卫生科、边区卫生委员会和防疫委员会，并创办陕甘宁边区医院，1942年通过《预防管理传染病条例》。同时，边区组织大批医疗队下乡巡回，训练大批助产士与民间卫生工作人员，准备在区、乡建立医务所。边区卫生处先后印发“军民手册”“防疫须知”等手册传单，开展声势浩大的群众卫生防疫运动。卫生处还提出“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的口号，1941年，光华药厂与延安医科大学联合组建了中西医研究室，以科学态度共同研究医药制造，收到较好效果。
——摘编自朱鸿召《延安时期的卫生防疫工作》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德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特点及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陕甘宁边区开展卫生防疫的措施。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认识。
材料一 19世纪30年代初的英国，霍乱等流行病肆虐，一些统计学家、医生和其他民间有识之士，开始用他们的专业技术、理性思维和人道主义精神，领导了30—40年代的公共卫生改革运动，推进了公共卫生改革进程。他们较早利用调查和数据方式对社会卫生状况进行研究，向民众普及公共卫生知识，也号召民众以向议会提交请愿书的方式，来推动公共卫生的立法进程。一些志愿团体，关注工人的住房、清洁等状况，将公共卫生及改革的理念传递给工人。1848年的霍乱爆发，推动英国中央政府通过了《1848年公共卫生法》，成立了中央及地方相关卫生部门，标志着英国近代公共卫生迈入了制度化轨道。
——摘编自张晶晶《19世纪30—40年代英国公共卫生运动中的医学争论研究》
材料二 为抵御美国细菌战，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后改称“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领导和组织反细菌战，加强防疫宣传工作。接着，全国各地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全国人民迅速掀起了以反对美国细菌战为中心的人民防疫运动。当时主要任务是消灭传播鼠疫、霍乱等传染病的病媒害虫，被人民群众称为“爱国卫生运动”。截至1952年底，全国清除垃圾、粪便等1.6亿多吨，许多地方的卫生面貌焕然一新。1956年，中共中央把爱国卫生运动写进农业发展纲要，标志着爱国卫生运动开始从突击性的运动向经常性运动转变，从粉碎细菌战向消灭疾病转变，从保家卫国向移风易俗、改造国家转变。
——摘编自肖爱树《被WHO誉为“中国的国宝”：新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
(1)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简述中、英两国公共卫生运动产生的背景。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英两国公共卫生运动的异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