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首先，在时间上江南的瘟疫频数在有清一代呈不断增多之态势，在空间上，在人口密集、地处交通要冲的地区，瘟疫较多，而地势偏远、人口稀少的小县则相对较少发生瘟疫。其次，清代江南的急性传染病尽管数量繁多，但霍乱、伤寒和痢疾等传染病的重要性明显超过其他地区。特别在4月至7月这四个月，发生疫病要占到瘟疫总数的 78%以上，加之对外交往的增多，生态环境的变化，伴随新的疫病尤其多发。但是随着清代医药和社会救疗事业的进步，江南瘟疫的频数虽然不断增加，但由此造成的社会破坏力呈下降之势。

材料二 有清一代对瘟疫的认识出现了重大的变化，比如人们开始认为疫气是不正之气混入病气、尸气以及其他秽浊之气而形成的，这无疑促进了传统医学的发展，同时也使对瘟疫病原的认识更加接近现代认识。其次，由于水质状况的恶化，改善水源公共卫生的意识也随之加强，诸多疫病开始加入卫生方面的考虑。在人工免疫方面，国人不仅发明并推广了人痘施种术，甚至比欧洲还顺利的推广和普及。在医疗救助方面，由传统社会救济慈善机构逐步向普遍地以诊治疫病为主要目的的方向发展，这为近代医院的推广和发展准备了必要的基础。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时，医疗资源贫乏，主要集中在城市和沿海地区。1949年11月，卫生部设立了专管卫生防疫工作的公共卫生局，统一负责全国传染病、交通检疫、环境、食品、学校与劳动卫生和卫生监督等工作。1952年，中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成立，掀起了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血吸虫病、黑热病、鼠疫、麻风病等得到有效治理。之后，逐步组建了包括卫生防疫、地方病控制、妇幼保健等公共卫生机构体系。60年代中期，城市形成了市、区两级医院和街道门诊（所）三级医疗服务体系，农村形成了县医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均集预防、医疗、保健于一体。1978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到169732个，专业医院9293个，卫生技术人员2463931人，中医院与中医院校广泛建立。

——摘编自李玉荣《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与中国卫生事业》

材料二   《1911年国民健康保险法》规定工人参保由工人、雇主和政府共同出资，参保工人可免费接受全科医生诊疗。二战期间，战时医疗服务体系提供的免费诊疗范围扩展适用于遭空袭的伤员、服务业人员、生产军需产品的工人、特定的慢性疾病患者，最终适用于战时所有行业的工人和其他需接受医院治疗的人。《1946年国民医疗服务法》强调卫生大臣有责任促进建立全面的医疗服务，据此建立了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形成了大区医院管理委员会负责医疗机构管理，地方卫生当局负责地方公共卫生服务管理，地方执行委员会负责全科医生服务管理。

——摘编自李鸻《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行政治理研究》

材料一   在近代英国，医生群体遵守严格的三等级秩序，内科医生、外科医生、药剂师三大群体等级依次降低，且各自成立协会，维护等级分离。1805年，药剂师不断向议会请愿，要求破除等级秩序。1815年，一个新的阶层——外科医生—药剂师群体（全科医生）正在崛起，他们从事着全面的医疗工作，逐渐成为城镇和乡村中医生职业势力最为庞大的群体。1886年，英政府颁布《医疗法》，英国开始进入以全科医生为主导的医疗服务模式中。1911年，《全民保险法案》颁布，要求各郡的保险委员会选择一些当地信誉较好的全科医生并与其签订合同，使其一周中有两天为社区居民提供免费诊疗服务，其余时间仍可继续从事私人医疗服务。

——摘编自王广坤《19世纪英国全科医生群体的崛起及影响》等

材料二   20世纪60年代中期，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全国范围内开始大规模培训农村卫生员。他们“不拿工资，在家种地”，一般都经过社区医院的短期培训，不管中医还是西医，无论内外科、妇产科还是小儿科，多少都通点。他们不坐班，群众有病随叫随到。群众基本上“小病不出村，一般疾病不出大队”。与此同时，农村卫生员还通过家庭卫生宣传、计划免疫推广以及指导农村的饮用水源、粪便垃圾、厕所。牲畜圈棚改造等义务工作，承载了社会动员、国家控制、树立典型等多重政治含义。他们被广大农民称作“合作医疗的台柱子”，是“信得过，养得起，管得着，用得上”的医生。

——摘编自龙长安、汪雪微《“赤脚医生”对国家建设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