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9世纪频频爆发的霍乱、天花等传染病考验了城市化时代国家的管理能力。英国政府于1848年颁布《公共卫生法》，全面介入公共卫生管理，并确立相关的权力介入规则。英国成立了卫生总署，以便作为中央机构监督指导法案施行，地方卫生管理机构则被称为地方卫生委员会……英国首次将地方城市治理纳入中央行政管制体系中，初步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以公共卫生治理为主要职能的城市管理体系。在此之前，英国在城市治理方面一直遵循中世纪以来的地方自治传统，各级政府较少干预相关事务。英国政府于1855年颁布《污染物清除法》，1866年再度颁布《卫生清洁法》。到1870年代末，英国944个城镇卫生机构中，官营供水公司达44%，1890年末更升至三分之二。当时民众普遍认为，身体健康程度与事业成功间联系密切。经过公共卫生管理制度的发展，到1914年，英国已拥有了一套实施福利政策最重要的基础——完整的公共卫生管理法律体系。

——摘编自王广坤《试论19世纪中后期英国公共卫生管理中的政府权力扩展及影响》

材料二：近代以前，除京师以外中国城市多为省、府、州、县的治所，没有专门机构负责公共卫生事业，城市的污水处理、垃圾清理、传染病防治，多由有关行会或士绅、居民等社会力量负责，基本处于半无政府状态。19世纪中叶，随着中西交流逐渐增多，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逐渐酝酿、开展。1910~1911年间，东北鼠疫大爆发，中华基督教博医会派出传教医师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学生以及沈阳等地的传教医师一起参加控制和扑灭东北鼠疫的工作。传教医师在广州、上海等许多大城市进行实物宣传，一些基督教出版机构发行了大量宣传物品。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出使人员有感于中国与欧美城市公共卫生的巨大差距，开始发起改善公共卫生的议论。上海租界等外国人居住集中的地区，成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的先行地区。20世纪初，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在公共卫生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据记载，20世纪初，当医生要求给北京一些居民的儿童进行免费牛痘接种时，竟遭到拒绝，理由是“此痘疮乃孩儿之疫病，非患一次不可，故人为预防乃违天理。多有以种痘为邪法而排斥者”。

——摘编自何小莲《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觞》

材料   中医历史悠久且成就斐然，但随着时间的推进，近代中医也暴露出一些问题。理论的封闭性、家传师授的传承方式以及政府的管理缺失等使其失去了社会基础。鸦片战争后，西医逐渐取得了在华传播的特权。甲午以来，部分开明士大夫提出“医学救国”口号，掀起以西医“保种强身”救中国于水火的思潮，不少有志之士选择到由医学走向近代化的日本习医。留日医学生的种种经历加剧了对中医的不满，进而围绕中医是否科学、是否应被加入教育系统、是否应被废止等问题，与中医人士展开激烈争论。随着中西医论争的发展，参与争论的中医人数及团体数量皆呈增长趋势。部分中医学者逐渐认识到西医的长处，进而提出“中医为体，西医为用”的口号，倡导中西医融合发展。“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后，部分中医主张仿照西医教育体系，创办中医院校、编写中医教材。1925年内务部吸取中医人士建议颁布《中医医士管理规则》，对中医从业资格管理进一步细化。近代中西医学争论突出反映了中西交流之门大开后中外文化碰撞、融合与发展。

一一摘编自胡振宇《博弈与发展：“废医派”留日医学生与中医近代化研究》

材料一   中国传统医学的身体检查是基于医者取像类比推求而得，与之相关的身体观与天道循环运行、生生不息的宇宙自然观相应，这完全不同于西方解剖学形态。至近代中国，西方身体检查模式传入中国，全体国民的身体素质与整个国家、民族的健康结合在一起，开始在西方医疗和公共卫生的标准下被评价。1903年，《湖北学报》和《江苏(东京)》分别刊载《简便国民教育法》和《教育之基础在于身体》，强调对学生入学后进行身体检查。1928年，体检在中国不同领域陆续有所体现，民国著名学者黄传霖在专著《身体检查学》中列出了身体局部检查、预防接种施行之前检查等12项身体检查种别。同年全国有了统一的卫生行政体系。1931年又出台了关于从业人员体检的《应考人体格检验规则》。此后，国民政府逐渐在技术和制度安排上实现对不同人群的统一体检。

——摘编自王瑶华《晚清民国时期身体检查制度与实践研究(1902-1949)》

材料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做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大部署，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2020年专业公共卫生机构达到12083个，基本形成了以各级疾控中心和各级专病防治机构为骨干、医疗机构为依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网底的疾控工作网络等。深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系统改革，持续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截止2021年底，基本医疗参保覆盖面稳定在95%以上；同年，60余种罕见病药品获批上市，40多种罕见病药品纳入医保。

——摘编自庄琦《始终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健康中国行动的成就与经验》

材料一   中世纪欧洲最早的一次鼠疫发生在6世纪的查士丁尼帝国。14世纪的欧洲战争频繁，加之粮食歉收，助推了“黑死病”在欧洲的肆虐。据记载，该病最初流行于亚洲内地，后经君士坦丁堡延至意大利、法国，14世纪中叶又传入英国、德国乃至俄罗斯，夺走欧洲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引发劳动力工资增长、货币租税形成以及采邑制度和契约义务的瓦解。在14世纪，该病在西班牙先后爆发了6次，在意大利爆发了3次；14~17世纪里，在法国爆发了6次。至1720年，马赛暴发的鼠疫，则是欧洲最后一次鼠疫。至20世纪，随着青霉素等药物出现，鼠疫才被人们制服。对于鼠疫，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写道： “健康的人只要一跟病人接触，就染上了病，那情形仿佛干柴凑着烈火那样容易燃烧起来……连信仰虔诚的教士也接连死去。”这不仅使得怀疑论兴起，还引发人们对人生的重新思考。

——摘编自高玉宽《中世纪欧洲鼠疫及其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影响》

材料二   1920~1921年，东北鼠疫肇始于海拉尔（位于呼伦贝尔草原），当地旱獭是病菌的主要携带者。此时恰逢俄境动荡，沙俄白军“纷纷东窜，我境满海各站，俄兵充塞街衢”，车站秩序混乱。部分居民害怕被检查，发病时不敢报告，病死后或弃尸荒野，最终鼠疫经由铁路蔓延至东北全境乃至境外。面对疫情，奉天政府则颁布《各省区筹赈办法大纲》将救灾款项交由地方解决。疫情爆发后，哈尔滨防疫医院院长伍连德提出：“由华人力求清洁，自为预防”的建议，后亲赴海拉尔调查，通过化验确证为肺疫菌（鼠疫），并公布其病理及治疗方法等。政府则设立防疫总处，统计病例，并出版防疫日报，专门报道鼠疫的流行情况、政府的防疫措施。政府还发布了养阴清肺汤、神仙活命汤等供居民购买或配置。社会大型医疗机构对染疫患者进行收容及治疗，民间的个体医生也开门为鼠疫患者进行诊疗。此外，官商居民“不待警界之传谕，已各严行防范，均于住室、街道，满垫石灰”。

——摘编自梁坤莲《1920~1921年东北鼠疫流行与社会应对》

材料一19世纪中后期，同一纬度带的中国与北美大陆几乎同期经历了罕见的大蝗灾。清代颁布的《户部则例》《大清律例》规定报灾、勘灾、治灾等事宜，法令详尽。1856年，咸丰帝出宫见蝗群如乌云盖天，处理各地治蝗不力官员达20人以上，从摘去顶戴、革职到发往军台等。这一时期除蝗以人工捕除为主，如生物除治、捕打、碾压、使用毒物等，这些捕蝗技术随中国华工赴美而带至美国。

19世纪50年代，美国西部蝗虫飞入草原、田地，食夺一空，居民多举家迁徙。美国治蝗法令单一而粗疏，且基本由地方负责修订，主要推行奖励金制度以征召捕蝗大军，不对捕治官民责任认定。19世纪70年代，美国开始大量研发、使用捕蝗机器，如煤油配合焚烧机使用，效力显而用力少。1885年砷类毒物与糠混合灭蝗的方法在加利福尼亚实验，非常有效。

——摘编自赵艳萍《19世纪中美应对大蝗灾的比较研究》

材料二1951年，全国蝗虫大面积发生。周恩来指出：“治蝗工作是经济问题，也是重要政治问题”。中央重在建立健全治蝗机构，做好调查、规划、侦察、防治等工作。山东试行飞蝗预测预报工作，后推广该经验，挽救了粮食174.976亿斤。1953年，秋蝗严重。随着国家工业化和科学技术发展以及药械大量生产，治蝗转为以药械等科技手段为主。1956年后治淮工程的完成、官厅水库的兴建、黄河的治理等消减了蝗区，如内涝型蝗区周口渐成粮棉油生产基地。1958年我国自主研制飞机用于治蝗，后以飞机治蝗为主。此外，各蝗区县人民政府须于蝗发前成立灭蝗指挥部，由党政领导干部亲自主持，并在区、乡、村建立大队、中队、小队等一系列的灭蝗组织。

1977年，《人民日报》报道称：“危害我国数千年的东亚飞蝗之灾，如今已被我国人民和科学工作者控制住了。

——摘编自江满情《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蝗灾治理及其意义》

材料一   美国医疗费用高昂，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建立全民医疗体系的发达国家，美国有近50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约占总人口的19%。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美国经济大萧条，越来越多的人无法承担高昂的医保费用。由于患者对医疗服务满意度较低，大部分美国民众认为医疗保健应该进行改革，政府也因医保支出比重过高而积极倡导医改。美国要求个人或企业雇主必须为雇员购买医疗保险。同时建立以国家为基础的美国健康福利计划，将未包括在政府医疗保障计划覆盖范围的人群及未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雇员纳入该计划。美国还从国外进口廉价药物，打破医药垄断地位，以保证居民能买到平价药。鼓励将医保付费与服务质量相挂钩，对高质量医疗服务机构子以奖励。从2011年开始实施增税措施，增税对象为收入在25万美元以上的个人或夫妇，用于支持医疗保险改革。同时，采取提高效率、降低医疗成本的方式，将所节约部分资金用于医疗改革。

——摘编自应丽《美国“新医改”评析》

材料二   2009年以来的新一轮医改，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举足轻重的改革事件之一。近年来，随着医改的推进，政府卫生支出所占比例稳步上升。改革开放以来，卫生领域市场机制的引入也为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学的发展注入了活力。2018年，我国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千人口注册护士数、千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三项卫生资源核心指标相比2006年均有大幅增长。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卫生医疗服务的主体是国有制的医院、集体所有制卫生院等机构。1980年开始，我国逐步开始放开社会办医。到2017年，非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占比达26.34%，呈稳步上升之态。2006—2018年，医疗机构诊疗量大幅增加，入院患者数量增幅达200%以上，增长更为迅速。2010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4.83岁，2018年已增长至77岁；主要健康指标优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得到世界关注。

——摘编自王虎峰《中国医改10年历程回顾与未来展望》

9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中医以阴阳五行学说解释人体的生理现象和病理变化，阐明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中医认为人体各个部分是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的、相互制约的，病理上也相互影响。人生活在社会中，社会角色、地位不同、社会生态变迁与人体身心技能及疾病有密切关系。西医临床常用的治疗手段包括药物治疗、手术、放疗等。药物治疗使用特定的药物来直接干预人体的生理过程，以改善病情；手术通过外科手段切除或修复病变组织达到治疗效果，放疗通过使用放射线照射病变部位， 杀死或抑制异常细胞的生产。老百姓说“西医治急病，中医治慢性病”；“西医擅长手术，中医擅长调理”。

——摘编自张登本等《论中西医学的差异与中医学的发展》

材料二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在医疗上取得了一系列成就：重大疾病防治工作扎实推进，公共卫生服务和保障得到提高；社区卫生服务加快发展，新型城市卫生服务体系正在形成；医疗机构管理得到加强，医疗服务更加规范；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开始试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面扩大，农村工作得到加强；中医药工作稳步推进，中医药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央和地方政府卫生投入显著增加。在医疗卫生领域，无论是医疗保险还是医疗技术，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摘编自朱恒鹏《医疗改革的特征与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