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代科学救国思潮最早可追溯到鸦片战争时期。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提出“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口号，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洋务运动时期魏源的主张得到了初步实践。1905年康有为首倡“科学实为救国之第一事”。此后，科学救国的呼声开始稀疏地出现于报刊杂志。辛亥革命后，科学救国渐成为社会有识之士的救国口号。1915年中国科学社的创立及其《科学》杂志的刊行，是科学救国思潮形成的标志。五四时期，科学救国思潮渐成为一种具有相当社会基础的思潮，成为鼓舞青年献身科学的口号，该思潮逐渐理论化、系统化，影响也更为深远。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科学救国思潮向纵深发展，扩大到社会各层面，在更为深远的范围内影响着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

——《近代科学救国思潮研究》

材料二   50年代以来对“科学救国思潮”的研究简况

材料一：三教合祀是将孔子、佛祖、老君圣像并列奉祀于問一庙宇空间的信仰实践形式，其历史起源可追溯至唐代中后期。早期三教合祀庙宇的修建者主要是僧人，这些僧人在修持佛法的同时也熟习儒、道经典，他们认为儒、道与佛在具体教法方面虽有高下之分，但本质上都与佛法相通、有利于普渡众生，故可共同尊崇。早期佛教固有的“一佛二弟子”造像传统为三教合祀庙宇的修建提供了图像学基础，并逐渐形成“以佛居中、老君居左、孔子居右”的圣象位次模式。三教合祀庙宇具体名称包括“三教道场”、“三教院”等佛教类名称。唐代统治者在尊奉儒家正统的同时，将佛道视为辅翼教化的有力手段，对于儒释道三教都予以认可、扶持。到了宋代，社会上普遍形成“三教一致”、“三教同归”的思想氛围。三教合祀也充分契合了普通民众对提高祈愿“灵验性”的关切及“多多益善”的淳朴观念，因此得到民间社会的广泛参与和支持。

——摘编自王群韬《三教合祀庙宇考源——“佛教中国化”的信仰实践视角》

材料二：1536年，宗教改革后的瑞士将宗教的管辖权收回本国管理，日内瓦完全成为加尔文实现其宗教理想的试验场。在政教合一的共和体制下，加尔文对市政厅的谕旨得到了完全的执行，其中也就包括于1541年颁布的、对瑞士钟表业产生最为直接影响的《教会法令》和《限制奢侈法》，它们极大地打击了首饰业。随着教徒与日俱增，新教教堂在各地雨后春笋般建立，仅在法国的加尔文教派就有着约2150所教堂、约100万名教徒。尽管它们不需要奢华的礼器，但这些教堂仍需要大量的钟表来报时。16世纪中期，日内瓦成了新教徒的避难堡垒，吸引了全欧洲新教徒的资金。这些钱除了用于宗教改革外，也促进了钟表业的发展。加尔文赋予新教伦理节俭、勤勉等商业美德，这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了社会财富的积累。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社会时间观念增强，制表匠对制表工作产生了无限的热爱和坚定的信仰，这种执着的工匠精神给瑞士人带来巨大的财富。

——摘编自马丁《欧洲宗教改革与瑞士钟表业的崛起》

材料一   到明代进入第四个寒冷期，而农垦成风，“墙（明长城）内之地，悉分屯垦”。沙地植被遭到破坏，到万历年间普遍发生了建筑物被壅的现象。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榆林卫中路“东自常乐堡起，西至清平堡止”“俱系平墙大沙，间有高过墙五七尺者，甚有一丈者”。是年闰三月，朝廷调兵两千余人，并招募陕北各州县灾民数百人，历时六个月，长城沿线约120千米积沙被扒除到底并运往远地，“沿边一带，焕然一新，不可谓非大工”。

——摘编自韩昭庆《荒漠水系三角——中国环境史的区域研究》

材料二   榆林地处毛乌素沙漠南缘，清末民初有6个堡寨、421个村宅、近10万亩农田遭埋压危害。沙区垦民为求生计，背扛肩挑，移沙造地，垒石防沙护田，散压柴草挡风救苗，依然不改“满眼尽飞沙”“树少不闻鸦”的景象。金鸡滩村马德宽借风移沙造田，或扬沙移丘，或背驮土石压沙，早出晚归，奋战10余年，夺地20余亩，微产杂粮，仍不解贫。

——摘编自《榆林市志》

材料三   1953年后，埃及政府对治沙实施政策扶植，并对各省的土地开发建设局实施系统领导，协调治沙。埃及还成立了专门的沙漠研究中心，从1979年起建立了5个沙漠土地开发技术实验推广示范中心。这些研究机构与推广示范中心紧密配合，研究成果可以很快得到应用。此外，埃及还从联合国、世界银行、中国、美国、法国等组织和国家获取资金、技术、设备及优质种源等。埃及开发沙漠农业的成功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摘编自郝晋珉、李拴怀《中国荒漠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

材料四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防沙治沙工作。1984年，国家允许农民承包治理荒地。石光银同海子梁乡政府签订合同，承包治理了3000亩荒沙，成为榆林地区承包治沙第一人。三十多年来，他带领乡亲们多措并举，历经千辛万苦，在25万亩荒沙、碱滩上种活了5300多万株（丛）乔灌木，在毛乌素沙地南缘筑起一道长百余里的“绿色长城”，扭转了“因沙致穷”的千年困局。中国对毛乌素沙地的成功治理树立了生态治理的国际典范。

——据任仲文编《千秋伟业百年风华》等整理

材料一   传统秦汉的全面体制之后，魏晋时期的邻长、里长、党长还具有“义兴讼息”的

功能，乡官此时还具备理讼的职责；隋代也曾短暂地赋予乡正以署理辞讼之权；随后基层事务大多转化为里正负责，基层治理体制不断下延，秦汉以来什伍体制的延续，至北宋中后期与明清时期实行保甲制。另一方面，虽然基层治理体制向下延伸，加大对基层社会及其基本单位“家庭”的控制，但县以下原本有关听讼、解决纠纷的职责则不再明晰。原本里正的各类职责之中，只有“检察非违”在涉及词讼与纠纷解决，其余大多为行政性事务。但“检察民间善恶”之后，里正须“以告监官”，反映出里正并不是官职，有明显的差役的特征，丧失了原本乡官所具备的纠纷解决功能。宋代耆长仅负责刑事案件的调查取证；从元代开始的社长，以及明代的老人则是法律规定，拥有基层调解民事纠纷的权力。

——摘编自杨晔《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纠纷解决模式及其启示》

材料二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我国基层治理发生了巨大变化。1908年，清朝颁布了《城镇地方自治章程》，规定人口满丑万以上者为镇，不满五万者为乡。自此开始，中国首次出现乡镇自治。到民国初期，乡镇自治、民主选举和公务员制度等西方现代治理观念与手段逐渐深入，国家权力在推进基层自治的过程中成功扩张、乡镇基层组织逐渐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而原本在帝国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地方乡绅与家族组织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被逐渐淘汰，地方乡绅在清朝内外交困的大背景下大量向城市转移，以期在动荡的社会中获得政府的保护，所以乡绅阶层在农村慢慢消亡了。从20世纪初开始，家族组织受到多方面的冲击而陷入解体之中，现代国家的成长打破了家族组织的权威以及合法性基础，家族自身的血缘性和封闭性受到流动的社会威胁，丧失了其生存能力。    

——摘编自毕鸿昌《中国古今农村基层治理新探》

材料一   罗马帝国为整个地中海世界带来了统一的政治环境，但是罗马在文化宗教上的短板此时也暴露无遗。传统的多神教无法也无力在整个地中海世界树立起帝国的权威。帝国陷入了没有统一的宗教体系能与统一的政治相匹配的尴尬境地。然而随着市国的建立和城市界限的消失，人们失去了对城市信仰的忠诚，于是这种宗教情感也愈发无所依附。在宗教多元的政策背景下，来自各地的神秘宗教纷纷“登堂入室”。东方神秘宗教纷纷在罗马帝国的信仰丛林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赢得了一大批追随者。早期基督教就这样诞生在一个最有利于宗教发展的环境当中。

——摘编自任丽丽《早期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传播路径研究》

材料二     西欧封建等级制度是在罗马帝国废墟的基础上，罗马文明与日耳曼文明相碰撞、相融合的产物。在征服罗马帝国过程中，日耳曼人社会产生了两极分化。随着西欧封建制度的确立与发展，到11世纪时，学者扎克·得·维特里就欧洲社会的等级做了形象的说明：僧侣是人的眼睛，因为他们能看到并给人们指示安全的道路；贵族是手臂，负责捍卫社会实施正义、保卫王国；平民是人体的下部，负责负担人体的上部分并为之服务。这种等级的划分不仅是由各等级在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地位决定的，而且也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社会大分工的产物。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等人给它披上了一层神圣的外衣，认为整个宇宙秩序是上帝按等级体系进行安排的，人中间因才智差异而形成等级，杰出者治人，愚昧者治于人。总之，“等级是以社会划分为阶级作为前提的，等级是阶级差别的一种形式”。 西欧中世纪的等级制是封建主集团维护其政治、经济特权的结果。

——摘编自朱伟奇《中世纪西欧的封建等级制度及其成因》

材料一   （明清时期）在人口膨胀、耕地紧张、赋税繁重的背景下，江南农民只有通过调整种植结构来寻求出路。原来用以种植粮食的耕地，改种了棉花、桑树等经济作物；原先的副业—纺织业成了人们的主业；原来的重要粮食产区江南地区，开始在粮食上依赖湖广地区的供应。农业结构的调整和纺织业的兴起、粮食贸易的频繁，终于成就了江南工商业市镇的兴起。江南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化，最集中地体现为棉纺业和丝织业的发展，而棉纺业和丝织业专业市镇也占江南市镇的绝大多数。在南方个别地方，出现“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已”的景象。

——摘编自卜宪群《中国通史》

材料二   中国的封建专制皇权则恰恰相反，实行的是“重农抑商”政策，统治者对世界形势懵然不知，当葡萄牙人进入澳门时，他们仍处之泰然，丝毫没有感到这是处于重大转折中的西方殖民力量伸入东方繁荣第一个触角。中国的私人海外贸易既然得不到政府的保护而未能充分发展，也就不能通过海外贸易而积累足够的货币资本，促进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