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美国医疗费用高昂，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建立全民医疗体系的发达国家，美国有近50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约占总人口的19%。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美国经济大萧条，越来越多的人无法承担高昂的医保费用。由于患者对医疗服务满意度较低，大部分美国民众认为医疗保健应该进行改革，政府也因医保支出比重过高而积极倡导医改。美国要求个人或企业雇主必须为雇员购买医疗保险。同时建立以国家为基础的美国健康福利计划，将未包括在政府医疗保障计划覆盖范围的人群及未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雇员纳入该计划。美国还从国外进口廉价药物，打破医药垄断地位，以保证居民能买到平价药。鼓励将医保付费与服务质量相挂钩，对高质量医疗服务机构子以奖励。从2011年开始实施增税措施，增税对象为收入在25万美元以上的个人或夫妇，用于支持医疗保险改革。同时，采取提高效率、降低医疗成本的方式，将所节约部分资金用于医疗改革。

——摘编自应丽《美国“新医改”评析》

材料二   2009年以来的新一轮医改，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举足轻重的改革事件之一。近年来，随着医改的推进，政府卫生支出所占比例稳步上升。改革开放以来，卫生领域市场机制的引入也为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学的发展注入了活力。2018年，我国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千人口注册护士数、千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三项卫生资源核心指标相比2006年均有大幅增长。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卫生医疗服务的主体是国有制的医院、集体所有制卫生院等机构。1980年开始，我国逐步开始放开社会办医。到2017年，非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占比达26.34%，呈稳步上升之态。2006—2018年，医疗机构诊疗量大幅增加，入院患者数量增幅达200%以上，增长更为迅速。2010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4.83岁，2018年已增长至77岁；主要健康指标优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得到世界关注。

——摘编自王虎峰《中国医改10年历程回顾与未来展望》

材料一   1973年，美国卫生财政预算占整个预算的第一位，1975年卫生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6%。1973—1977年，美国医疗费用年均增长10.2%，而其他消费指数仅上升7.7%。1980年，美国通过《医疗保险修正案》，规定凡住院者每天需自负180美元，60天后自负额减少到45美元。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在位期间继续奉行医疗保障“不作为”政策，认为更多的医疗健康费用投入并不一定会给民众带来更好的卫生健康服务。截至1988年年底，美国还有3530万人没有参加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险，占美国总人口的14.6%左右。

——摘编自高连克《美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变迁及启示》

材料二   中国城市经济改革发端于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扩大。原来由企业包揽的各种福利制度，如今成为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负与羁绊。在医疗保障方面，国家财政和企业负担职工医疗费用的比重过高，阻滞了国家经济和企业的发展，政府不得不减少支出规模。那些国有、集体企业之外的人员无法按照就业、福利、保障三位一体的模式享受到职工医疗保障制度。1985年4月，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提出：关于发展全民所有制卫生机构的方针问题；关于扩大全民所有制卫生机构的自主权问题；积极发展集体卫生机构；支持个体开业行医；关于在职人员应聘和业余服务问题；改革收费制度。

——摘编自宋学勤《辉煌40年—中国改革开放成就丛书》

材料一：19世纪频频爆发的霍乱、天花等传染病考验了城市化时代国家的管理能力。英国政府于1848年颁布《公共卫生法》，全面介入公共卫生管理，并确立相关的权力介入规则。英国成立了卫生总署，以便作为中央机构监督指导法案施行，地方卫生管理机构则被称为地方卫生委员会……英国首次将地方城市治理纳入中央行政管制体系中，初步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以公共卫生治理为主要职能的城市管理体系。在此之前，英国在城市治理方面一直遵循中世纪以来的地方自治传统，各级政府较少干预相关事务。英国政府于1855年颁布《污染物清除法》，1866年再度颁布《卫生清洁法》。到1870年代末，英国944个城镇卫生机构中，官营供水公司达44%，1890年末更升至三分之二。当时民众普遍认为，身体健康程度与事业成功间联系密切。经过公共卫生管理制度的发展，到1914年，英国已拥有了一套实施福利政策最重要的基础——完整的公共卫生管理法律体系。

——摘编自王广坤《试论19世纪中后期英国公共卫生管理中的政府权力扩展及影响》

材料二：近代以前，除京师以外中国城市多为省、府、州、县的治所，没有专门机构负责公共卫生事业，城市的污水处理、垃圾清理、传染病防治，多由有关行会或士绅、居民等社会力量负责，基本处于半无政府状态。19世纪中叶，随着中西交流逐渐增多，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逐渐酝酿、开展。1910~1911年间，东北鼠疫大爆发，中华基督教博医会派出传教医师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学生以及沈阳等地的传教医师一起参加控制和扑灭东北鼠疫的工作。传教医师在广州、上海等许多大城市进行实物宣传，一些基督教出版机构发行了大量宣传物品。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出使人员有感于中国与欧美城市公共卫生的巨大差距，开始发起改善公共卫生的议论。上海租界等外国人居住集中的地区，成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的先行地区。20世纪初，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在公共卫生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据记载，20世纪初，当医生要求给北京一些居民的儿童进行免费牛痘接种时，竟遭到拒绝，理由是“此痘疮乃孩儿之疫病，非患一次不可，故人为预防乃违天理。多有以种痘为邪法而排斥者”。

——摘编自何小莲《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觞》

材料 唐代在中央和地方都设有医学博士，平时在地方巡医治病救人的同时进行医学教育，唐玄宗时期制定《广济方》，要求地方官员将其中常用的药方抄写下来，张榜天下，便于在疫情暴发时照方抓药，及时治疗。唐代政府设坊隔离，各州县设立“病人坊”，对病人收容、隔离、治疗，有效切断传染源，集中力量救治病人。唐代各级政府要求及时掩埋因疫致死尸体，禁止病人家属乱抛尸体，督促和鼓励家人将死者掩埋，有效防止通过尸体的疾病传播。

唐代中央政府会在暴发疫情之后调拨粮食发给地方或开放义仓赈济灾民，同时酌情针对灾情大小减免当地百姓的赋税，用以安抚民心维持社会稳定⋯⋯《册府元龟》中记载：“其有一家长大者皆死，所余孩稚十二至襁褓者，不能自活，必至夭伤，长吏勒其近亲收养，仍官中给两月粮，也具都数闻奏。”官府规定了对遗孤的近亲收养制度，而且会予以补助两个月的口粮，用以保障这些遗孤。

——摘编自代有利《唐代防疫体制及启示》

材料一   韩国《朝鲜日报》9日报道称，一名幼童近日掉进一米深的水沟，被父亲救起时心脏处于骤停状态。女童在被紧急送往当地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后，心跳恢复正常。医院认为需要将其转至大型医院进行紧急手术，因此向忠清北道、忠清南道和首都圈的11家医院提出转院要求，然而，这些医院都以“人力不足”“病床不足”等理由拒绝接收儿童重症患者。不久后，女童再次心脏骤停，并被宣布死亡。

材料二   2024年二月，韩国尹锡悦政府决定对医学院学生进行扩招，宣布医学生扩招计划：2025学年高校医学院招生规模从现阶段的约3000人增至5000人。据报道，随着老龄化加剧，韩国社会对医疗资源的需求将日益增长。如果维持现有招生规模不扩招，到2035年，韩国医生缺口将高达1.5万人。听上去利国利民的事，却遭到了韩国医生团体的强烈抵制，称此举将引发过度医疗并使医保系统资金紧张。韩国首都圈五大医院上千名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集体辞职，以抗议政府扩招高校医学生的政策。紧接着，韩国40所医科大学的学生宣布集体休学。四月初，韩国政府与代表韩国医生利益的团体的谈判也是不欢而散，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共识。结果就是韩国病人买单，据韩联社4月8日报道，截至当日，首尔7家政府指定的大型急救医疗中心中，已有6家因人手不足减少或暂停了部分手术和治疗，在岗医生已不堪重负。从全国范围来看，44家急救医疗中心中超过9家无法正常提供急救服务。

材料三   在新冠疫情之前，国内鼓吹医疗系统私有化的声音已经有了相当的影响力。直到疫情之后公立医疗系统如磐石般证明了对我国社会的支柱作用，这股声音才得以被压制。

——凤凰网2024、04、13《医疗私有化90%的韩国，给我们上了一课》

材料一   欧洲中世纪流行病传播猖獗，其中以鼠疫、麻风等为最盛。麻风在13世纪最为猫辄，在欧洲平均每400人中就有一患者，后经严格隔离才停止蔓延，这促进了欧洲医院的设立。1346年欧洲鼠疫大流行，促使威尼斯港口设立检疫，以后的伦敦、巴黎等也颁布了一些防止传染病的法规。中世纪医学基本上由僧侣掌握，只有他们懂得拉丁语，保存了一些古代传下来的医药知识，他们为病人看病，也替病人祈祷，发展成所谓的“寺院医学”，他们把治愈与“神圣的奇迹”联系在一起。

——摘编自赵秀荣著《西方医疗社会史》

材料二   17世纪中叶荷兰的莱顿大学开始实行临床教学并取消宗教派别的限制，吸收了不少外国学生。到18世纪，临床医学教学兴盛起来，莱顿大学在医院中设立了教学病床。16世纪，中国已用人痘接种来预防天花。18世纪初，这种方法经土耳其传到英国，詹纳在实践中发现牛痘接种比人痘接种更安全。他的这个改进增加了接种的安全性，为人类最终消灭天花作出贡献。德国人弗兰克（1745～1821）写成《医务监督的完整体系》，其中就谈到公共卫生和社会医学的很多问题。同时，还有人呼吁改善监狱卫生、解放精神病人。但这类活动主要是个人活动，直到19世纪，政府才逐渐重视这些问题。

——摘编自【英】基尔·沃丁顿《欧洲医疗五百年》

材料   中医历史悠久且成就斐然，但随着时间的推进，近代中医也暴露出一些问题。理论的封闭性、家传师授的传承方式以及政府的管理缺失等使其失去了社会基础。鸦片战争后，西医逐渐取得了在华传播的特权。甲午以来，部分开明士大夫提出“医学救国”口号，掀起以西医“保种强身”救中国于水火的思潮，不少有志之士选择到由医学走向近代化的日本习医。留日医学生的种种经历加剧了对中医的不满，进而围绕中医是否科学、是否应被加入教育系统、是否应被废止等问题，与中医人士展开激烈争论。随着中西医论争的发展，参与争论的中医人数及团体数量皆呈增长趋势。部分中医学者逐渐认识到西医的长处，进而提出“中医为体，西医为用”的口号，倡导中西医融合发展。“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后，部分中医主张仿照西医教育体系，创办中医院校、编写中医教材。1925年内务部吸取中医人士建议颁布《中医医士管理规则》，对中医从业资格管理进一步细化。近代中西医学争论突出反映了中西交流之门大开后中外文化碰撞、融合与发展。

一一摘编自胡振宇《博弈与发展：“废医派”留日医学生与中医近代化研究》

材料一   英国学校医疗服务体系的建立缘于20世纪初英国学校儿童严峻的健康状况。英国教育部主持制定的1907年《教育（行政供给）法》，是英国建立学校医疗服务体系的第一部全国性法令。按照教育部规定，每个地方教育当局的学校医疗服务人员至少包括1名学校医疗官和1名助理医疗官。1908年，英国教育部要求各地设立校园医院以确保对患病儿童进行更为科学的检查和治疗。1910年英国部分地区的校园医院可提供包括视力缺陷检查、外部视力疾病、体癣等皮肤病变、口腔疾病及对寄生虫的控制等治疗服务。英国学校医疗服务体系对英国学校儿童健康状况的改善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英国现代福利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王萍《英国学校医疗服务体系的历史考察（1907-1938）》

材料二   20世纪初，日益严重的童工健康问题和婴幼儿高死亡率问题引起了美国政府和社会民众的普遍关注。1912年美国成立联邦儿童局，1921年颁布了《母婴法案》，授权联邦政府进行监督，并向各州提供配套经费，支持相关机构宣传母婴健康知识，并在此后建立了3000所健康保育中心。1935年颁布的《社会保障法》设立未成年儿童援助计划，在法案实施的四年里，儿童福利项目的联邦拨款增长了73%。二战后的数十年里，涌出了大量有关儿童及母亲营养不良的研究报告，儿童健康问题开始受到高度关注，这一时期美国陆续颁布了多项政策来促进儿童健康。这些政策增加了儿童接受所需医疗服务的机会，也减轻了其家庭的财务负担和经济压力。

——陈静《美国儿童医疗保障政策研究》

材料一   中世纪欧洲最早的一次鼠疫发生在6世纪的查士丁尼帝国。14世纪的欧洲战争频繁，加之粮食歉收，助推了“黑死病”在欧洲的肆虐。据记载，该病最初流行于亚洲内地，后经君士坦丁堡延至意大利、法国，14世纪中叶又传入英国、德国乃至俄罗斯，夺走欧洲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引发劳动力工资增长、货币租税形成以及采邑制度和契约义务的瓦解。在14世纪，该病在西班牙先后爆发了6次，在意大利爆发了3次；14~17世纪里，在法国爆发了6次。至1720年，马赛暴发的鼠疫，则是欧洲最后一次鼠疫。至20世纪，随着青霉素等药物出现，鼠疫才被人们制服。对于鼠疫，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写道： “健康的人只要一跟病人接触，就染上了病，那情形仿佛干柴凑着烈火那样容易燃烧起来……连信仰虔诚的教士也接连死去。”这不仅使得怀疑论兴起，还引发人们对人生的重新思考。

——摘编自高玉宽《中世纪欧洲鼠疫及其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影响》

材料二   1920~1921年，东北鼠疫肇始于海拉尔（位于呼伦贝尔草原），当地旱獭是病菌的主要携带者。此时恰逢俄境动荡，沙俄白军“纷纷东窜，我境满海各站，俄兵充塞街衢”，车站秩序混乱。部分居民害怕被检查，发病时不敢报告，病死后或弃尸荒野，最终鼠疫经由铁路蔓延至东北全境乃至境外。面对疫情，奉天政府则颁布《各省区筹赈办法大纲》将救灾款项交由地方解决。疫情爆发后，哈尔滨防疫医院院长伍连德提出：“由华人力求清洁，自为预防”的建议，后亲赴海拉尔调查，通过化验确证为肺疫菌（鼠疫），并公布其病理及治疗方法等。政府则设立防疫总处，统计病例，并出版防疫日报，专门报道鼠疫的流行情况、政府的防疫措施。政府还发布了养阴清肺汤、神仙活命汤等供居民购买或配置。社会大型医疗机构对染疫患者进行收容及治疗，民间的个体医生也开门为鼠疫患者进行诊疗。此外，官商居民“不待警界之传谕，已各严行防范，均于住室、街道，满垫石灰”。

——摘编自梁坤莲《1920~1921年东北鼠疫流行与社会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