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世纪以前，英国乡村地区一直没有专业的机构提供医疗服务，民众的医疗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19世纪60年代，英国乡村医院兴起。乡村医院一般位于某个小镇或大村庄中，处于附近几个村舍的中心地带，以扩大辐射面积、方便周围民众就诊。从人员配备来看，乡村医院除主治医生外，通常配有1名护士，若干名女佣，她们通常来自周边农村，经培训上岗，工资较为低廉。乡村医院配有专门组织机构对财务收支、日常事务、病人准入进行管理和监督。在这些乡村医院中，有的向受感染劳工打开了大门，有的为因生产事故受伤的工人提供紧急医疗救助，还有的则是为了应付火车开通后频发的交通事故。随着20世纪中期国民卫生服务体系的建立，英国乡村医院也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摘编自傅益东《论19世纪英国乡村医院的兴起》

材料二   1952年，卫生部规定自然村设卫生室，配有不脱离生产的卫生员，这实际上是乡村医生的雏形。1968年，《文汇报》首次提到“不拿工资”“亦工亦农”的“赤脚医生”这一名词。1981年，国务院规定，“凡经考核合格，相当于中专水平的赤脚医生，发给乡村医生证书”。1985年，国家决定将“赤脚医生”改为“乡村医生”。1998年，我国通过了《执业医师法》，其中明确了乡村医生的性质和职责，并规定符合条件的乡村医生要按照执业医师法进行管理。从1980—2007年，我国乡村医生年平均增长1.39%。据统计，我国农村53.5%的患者在村级卫生机构就医看病。乡村医生运用中草药以及针灸等手段治疗疾病，深受农民欢迎。同时，许多国家也将中国乡村医生模式作为发展本国卫生体系的样板。

——摘编自任苒《中国乡村医生的发展与作用》

材料一 欧美传教士深感中国城市公共卫生问题严重。他们将传教事业与公共卫生工作联系在一起，取得的突出成就有预防天花的种牛痘技术的推广、对眼病的防治、对鼠疫等流行病的预防宣传和治疗。租界等外国人居住集中的地区，则成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的先行地区。上海租界自从成立之初，就逐步完善市政建设，建立公共卫生制度。辛亥革命后，大批海外留学生回国，带来了先进的卫生知识与疾病预防的新思想。从总体上说，民国年间多数城市都设立了专门管理公共卫生的卫生局，公共卫生事业有所发展。现代医学的提倡者们主张大力促进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但他们攻击传统中医知识是不科学的和迷信的，使中西医关系紧张。

——摘编自何小莲《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殇》

材料二 2015年12月10日，屠呦呦因开创性地从中草药中分离出青蒿素应用于疟疾治疗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医学奖。这是在中国本土进行的科学研究首次获得诺贝尔奖。1971年，受到中国古代药典《肘后备急方》的启发，在失败了190次之后，终于通过低温提取、乙醚冷浸等方法，成功提取出青蒿素。青蒿素问世44年来，共使超过600万人逃离疟疾的魔掌……屠呦呦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用一株小草改变了世界。

材料一 陆上丝绸之路开始将中医带至更远的中亚乃至欧洲大陆，但还只是零星的，松散的，规模不大，不成体系，但一部分药材作为重要商品也非常受欢迎。 当阿拉伯人经由海路来到这个东方的富庶之国，大量的药材也随着浩浩荡荡的商队漂洋过海，先是被运往阿拉伯，随后转销欧洲和北非，中医也同这些药材一起，被介绍到商队途经的各地。在这些地方，中医知识为当地医学吸收、借鉴，为当地医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直至17世纪，西方旅游者、外交官特别是传教士开始大量、系统地翻译中医典籍，中医在欧洲引起了普遍关注。

—于智华《中医》

材料二 与宋元时期政府在疾病救助上相对积极的政策相比，人口更多、瘟疫更为频繁的明清时期变得日渐消极了。瘟疫的救疗在技术上要比饥寒的赈济复杂得多，在当时的社会医疗条件下，官方实际上难以全面担负起复杂的疫病防治责任。与之相反，日渐兴起的民间社会力量，特别是其中的乡贤，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疫病救疗活动，对维护瘟疫中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清代江南平均每年有2.44县次发生瘟疫，但在《清实录》中却鲜有反映。 疫情无法“上达天听”，匿灾不报、粉饰太平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摘编自余新忠《明清以来的疫病应对与历史省思》

材料三 1895年，德国人伦琴发现了X射线，几乎在同时被应用到医学领域，可视化诊断方式开始进入到医生们的视野。

1916年《博医会报》（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在华创办）上，马士敦医生以“中国缠足之恶”为题，对中国的缠脚风俗进行了报道，并利用X线技术对缠足产生的危害作了说明。

《科学画报》1933年在上海创刊，蔡元培、竺可桢、吴有训、茅以升等都曾是该杂志的撰稿人。经统计，1933年至1949年，《科学画报》中有关X射线知识的文章就有数十篇。

1937年，柯达公司在《中华医学杂志》上投放了X光机系列广告。其中一则广告写道：“在病家未得放射线照相检验之利益前，殊少拒加手术或治疗者。盖经放射线摄影后，其精确之结果，即可消除一切疑虑，而病状实情得以格外明了也。”近代以来，中医逐渐边缘化。 民国时期陆续形成了几种不同的对待中医中药的态度，如“废除中医中药”“废医存药”“中西医汇通”“中医科学化”。

——摘编自张大庆、陈琦等著《近代西医技术的引入与传播》

材料一 在中世纪西欧，医院是慈善事业的典范。以英格兰为例，11世纪中叶以前的医院一般依附于修道院，其职责主要是为宗教团体中患病的成员提供服务。11—13世纪，它们开始成为病人集中的重要机构，但病人管理时所遵循的规章制度大多来自修道院。医院中的修女（或修王）主要承担照看病人、抚养孤儿、护理伤者等服务工作。15世纪，英格兰王国有约20%的医院破产关闭，剩下的一些也为其他宗教收容所或者大学学院所兼并。

——摘编自陈凯鹏《中世纪西欧医院的形成及其特点》

材料二 18世纪以来，除了少数能够承担私人医生高昂费用的上层人士，大部分民众需要求助盈利性的公共医疗服务。在19世纪下半叶，英国的医疗服务供给主体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济贫法医院，属于政府监管下的济贫法体系；另一类是志愿医院，属于民间慈善资本捐助成立的医疗机构。从20世纪20年代起，英国地方政府改组济贫法医院为市立医院，市立医院由此兴起。进入20世纪40年代后，随着国有化潮流的兴起，市立医院逐渐转型为国有医院。

——摘编自李文慧《20世纪英国市立医院的兴起与转型》

材料一   1918年1月，美国医生迈纳发现了一种新型流感病毒。刚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政府未能提高警戒，民众还沉浸在战争的狂热中，大量士兵被派往战场。为不影响战局，各参战国大都实施媒体管制。英国的“战时机制”使此前的公共卫生管理体系难以发挥作用，有医学刊物公开宣称“流感已全然消失”。8月，美军登陆地布雷斯特成为重灾区，流感病人占据着比伤员更多的床位。各交战国疫情防控信息交流也极为不畅，难以形成国际协调机制。至10月，美国死亡人数达20万。德国全年死亡160.1万人，其中军队死亡38万人，德国国内危机加重。各国政府陆续开始隔离传染源，关闭各类公共场所有城市甚至拒载未戴口罩的乘客。在严格管控下，大流感疫情于1919年渐趋消退。1920年，国际联盟特别添设了国际卫生组织作为其附属机构，这为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王叶英《1918年大流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材料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政府很少对医学科研予以支持。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罗斯福总统的主张下成立了科学研究和发展局，使4个分散而独立的科学研究系统联合在一起，对全国的科研资源进行统一协调和管理。在医学领域，国家对科研活动的支持极大地促进了医学研究的发展，从而对以科研为动力的高等医学教育的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战争爆发调动了全国的爱国热情，以拉斯克夫人为代表的基金会和私人组织也积极投入财力和人力，支持医学科研活动及医学教育事业。二战期间，科研基金主要投向了大学、研究机构等，形成了以大学和研究机构为基础的科研体系。二战使大学拥有了更雄厚的物质基础，从而更有效地开展科研活动，现代医学教育模式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摘编自张艳荣《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高等医学教育的影响》

材料一   1346年，金帐汗国的蒙古军队攻打克里米亚半岛的加法城。军中黑死病很快传到城内，大量市民死亡。幸存者纷纷外逃，疫情逐渐从商业中心意大利传向了整个欧洲大陆，进而让瘟疫大规模席卷英国。欧洲人口至少因此减少了三分之一、英国总人口的死亡率在30%～45%之间。为此，英国政府通过了专门的卫生立法，命令在大街上架起熊熊大火来净化空气并要求保持街道的清洁。1349年夏，英国政府颁布《劳工法令》，限制劳工外流和教徒朝圣，禁止大规模的集会。英国政府和教会合作，规定黑死病尸体必须掩埋，同时限制人群出入黑死病疫区。为保障民众对土地的占有权，使幸存者有田可耕，政府下令减免赋税。直到1440年黑死病才开始消退。

——摘编自刘黎：《中世纪英国政府对黑死病的反应及应对措施》

材料二   《1911年国民健康保险法》规定工人参保由工人、雇主和政府共同出资，参保工人可免费接受全科医生诊疗。二战期间，战时医疗服务体系提供的免费诊疗范围扩展适用于遭空袭的伤员、服务业人员、生产军需产品的工人、特定的慢性疾病患者，最终适用于战时所有行业的工人和其他需接受医院治疗的人。《1946年国民医疗服务法》强调卫生大臣有责任促进建立全面的医疗服务，据此建立了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形成了大区医院管理委员会负责医疗机构管理，地方卫生当局负责地方公共卫生服务管理，地方执行委员会负责全科医生服务管理。

——摘编自李鸻《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行政治理研究》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举，许多蛰伏的传染性疾病一度肆虐，鼠疫波及全国20多个省区，血吸虫病遍及长江以南所有省份。1949年10月，中央召开紧急防疫会议，确定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措施，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建立快捷的信息沟通体制，开展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1950—1953年连续召开三次全国卫生会议，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强调群防群治。通过传媒界的政治动员和教育界、文艺界的防疫宣传，卫生防疫工作上升为全民政治运动，流行的各种疫病很快得到了有效防控，全国城乡人口逐步上升。

——摘编自李向东、刘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疫情与疫病防控的政治化》

材料一   英国慈善药房的兴起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18世纪，英国城市人口的医疗需求急剧增长，但英国传统的医疗服务体系不能满足城市下层民众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此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英国城镇的大规模发展，成倍地增加了对健康的威胁。药房的兴起是18世纪英国慈善事业向医疗市场领域扩散的产物。社会有识之士对健康问题日益关切，而医疗慈善的实际目的就是使勤劳的穷人恢复健康并重返劳动。与此同时，宣扬启蒙运动社会政治观的思想家们热衷于促进世俗福利、健康和国家财富，他们也非常重视人道主义和慈善事业。药房的出现既丰富了英国下层民众的医疗服务供给，也促进了英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摘编自元鹏成《论近代英国慈善药房的兴起》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建立了各级卫生行政组织。为了及早掌握疫情，建立了传染性疾病的疫情报告制度。针对各种传染病疫情，还积极开展防控工作，一方面构建完善的传染病防治网络，另一方面加强和改进传染病治疗技术方法，坚持专业防治与群防群治相结合。爱国卫生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的群众性卫生运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卫生防疫工作方式。饮水、食品、环境卫生等公共卫生事业，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生命健康息息相关，是预防和控制疫病发生与流行的重要环节。为此，党和人民政府高度重视人民的饮用水卫生安全，加强水源保护、水井改良和城乡饮水消毒工作。

——摘编自扶小兰《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医疗卫生事业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