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古代先民为抵御疫情，留下了丰富的经验。《黄帝内经》中指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来乱”，主张培固自身“正气”，以抵抗“邪气”侵入。秦律中明确规定了严格的传染病疑似患者的报告制度，如果一旦发现了疑似疫病患者，就要及时报告并采取隔离措施。唐宋时期，政府采取了医疗统筹、民生安置、行政管控等措施，并积极调动社会民众力量加以辅助。在与疫病的抗争中，历代医家们还形成新的医疗理论和方法。张仲景写成《伤寒杂病论》，奠定了“辨证施治”的基础，葛洪用柏芝散预防疫病，孙思邈研制出雄黄丸以避疫疾，这些都为疫病防治作出重要贡献。

——摘编自王星光《中国古代的疫病探求与防治应对》

材料二   清末，在北京地区，新成立的警察机构开始采用宣传疫病知识和推广种痘的方式对抗疫病。到民国时期，传染病医院开办后，京师警察厅建立起一套以该院为核心的疫病防治制度，应对突发性疫病。新设的中央防疫处也致力于从欧美国家引进各类疫苗并研制各类疫苗，为推行注射疫苗预防疫病提供技术性保障。自1934年起，北平市卫生行政机构开始以运动的形式，大规模推行预防疫苗注射，开启了以预防医学为指导的疫病防治新制度。

——摘编自杜丽红《近代北京疫病防治机制的演变》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类疫病肆虐。1949年10月，中央召开紧急防疫会议，确定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建立快捷的信息沟通体制，组织群众先后开展以清洁大扫除、反对美国“细菌战”和“除四害”为中心的三次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教育和文艺界人士以及中国红十字会也积极进行科学防疫治疫宣传，将“防病”、“医愚”与“治心”相结合。经过十余年的努力，鼠疫、天花、黑热病等烈性和急性传染病陆续被消灭，人口的总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幅度下降。

——摘编自李向东、刘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疫情与疫病防控的政治化》

材料一   与近现代隔离机制相比，尽管中国古代的隔离措施、隔离方法、隔离观念还比较落后，但早在秦汉时期，甚至更早就已存在的避疫思想、隔离观念……它历经秦汉时期的萌芽、西晋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到两宋时期达到相对完善的程度。尽管明清时期国家层面主导的隔离治疫事务有所衰落，但是以民间社会力量为主导的隔离治疫却得到了长足发展，这种官绅协同的模式不仅促进了传统隔离治疫的发展，并为近现代隔离治疫机制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杨银权《被忽视的传统：中国古代隔离治疫发展述论》

材料二   在疫情防控的链条上，密接人员正是最脆弱也是至为关键的那块“木板”，要尽早实现社会面清零的目标，就要精准防控、快速出手，第一时间做到应隔尽隔、不漏一人，而这离不开隔离人员对防疫工作的理解与支持。对隔离人员来说，他们是用自己一时的不便换取更多人的安全与方便，对这种顾全大局的自我牺牲精神，我们理当心怀感恩、深表敬意。

——摘自《隔离也是战“疫”同样值得尊重》潇湘晨报（2022年4月1日）

应当加快防疫行政隔离立法……完善行政隔离基本程序，强化对未成年人保护，完善防疫行政隔离执法文书制度和专业审核制度。并确立防疫行政隔离“以财政承担为主，被隔离人员承担为辅”的基本原则。

——摘自张效羽《法治视角下防疫行政隔离制度的完善——以对人防疫行政隔离为例的研究》

材料   新中国成立时，医疗资源贫乏，主要集中在城市和沿海地区。1949年11月，卫生部设立了专管卫生防疫工作的公共卫生局，统一负责全国传染病、交通检疫、环境、食品、学校与劳动卫生和卫生监督等工作。1952年，中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成立，掀起了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血吸虫病、黑热病、鼠疫、麻风病等得到有效治理。之后，逐步组建了包括卫生防疫、地方病控制、妇幼保健等公共卫生机构体系。1960年代中期，城市形成了市、区两级医院和街道门诊（所）三级医疗服务体系，农村形成了县医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均集预防、医疗、保健于一体。1978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到169732个，专业医院9293个，卫生技术人员2463931人，中医院与中医院校广泛建立。

——摘编自李玉荣《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与中国卫生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