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古代都城的工业污水主要来自印染、造纸产业，这些水污染会引发瘟疫蔓延、疾病流行，严重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在隋朝之前，古人处理生活垃圾以及污水以就地掩埋为主，慢慢的才开始有专人处理。到了唐朝，开始出现了一系列关于污水排放和垃圾处理的法律。

《唐律疏议》中记载：“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疏议曰：具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无罪，主司不禁，与同罪。谓‘侵巷街’以下，主司合并禁约，不禁者与犯人同坐。”换而言之，如果随意倾泻污水或者乱扔垃圾，被武侯、不良人发现，需要面临被杖击六十的处罚。唐朝这些严苛的法律为后来的宋朝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北宋初年，朝廷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予以治理工业污水。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先是明令“内金水河两岸，即创置短墙遮护，不许放入浊污河水”，后又通过开小池和置斗门的方式来控制水练、过滤污水，同时还开凿了退水沟渠，将染院产生的废污水泄至宫城外的城壕中，以此减少对城内水域的直接污染。宋代政府还把对河渠的治理养护纳入到官员的考核目标中。宋代政府对环境、水源卫生保护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摘编自牛素娴《两宋都城的用水及水源卫生》

材料二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表示：海洋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日本政府不顾国际社会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核污染水排海，这一举动无视公共利益，公然向全世界转嫁核污染风险，极其自私自利，极其不负责任。长期以来，围绕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对海洋环境、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的影响一直存在严重关切，日方做法的正当性、合法性、安全性也一直受到广泛质疑。无论日方如何辩解，都改变不了未来30年日本将把上百万吨的核污染水持续向太平洋排放的现实，都改变不了排海将对海洋环境、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造成巨大风险的事实。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正视有关国家表达的合理关切，立即停止核污染水排海。

——摘编自新华网

材料一   日本最初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是为了赔付战争赔款，通过无偿援助、技术援助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从而实现其经济目的；随后，在70年代，埃博拉等传染病的疯狂肆虐不仅伤害了人类健康和人身安全，更是导致了贫困，特别是在非洲，传染性疾病剥夺了许多人的生命，也导致了大量人口的贫困化。财务省通过经济支持，通过日本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带动了大量企业进入海外市场的步伐。二战结束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都处于美国的阴影之下。这个时候的日本刚好面临全球卫生问题频繁出现的状况，无论是三大传染病还是埃博拉病毒，都为日本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提供了契机。

材料二   “四省厅制”是日本通过政府参与全球治理的重点方式。根据具体的项目要求会有其他不同的省厅参与进来。虽然外务省在“四省厅制”中占据非常重要的比重，但是由于没有划分明确的职责范围，四者之间缺乏一个控制位置。一个援助项目的实施依旧会根据多个部门进行商议，并经过商议—报内阁—再商议的过程，其依旧是复杂和难以协调的。

——以上材料均摘自李妲妲《二战后日本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研究》

材料一民国政局动荡，导致中央卫生行政机构几经裁撤，公共卫生法律法规出台的速度也令人惊叹。加之卫生行政机构屡次变更，立法权限设置不明，导致法出多门，法律间冲突多次发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仍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中国城乡分割严重，严重制约了公共卫生法律的实施。而且，公共卫生从无到有，从一种制度的建构到习惯的自觉生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若不能辅之以民众自觉的参与，制度的施行与实效就不免大打折扣。

——摘编自王其林《中国近代公共卫生法制研究(1905—1937)》

材料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卫生立法摆脱了偏重保护皇权的窠臼，第一次站在保护民权的角度重新审视卫生法律的价值取向，卫生相关法律创设的步伐已经大大的加快了，并且建立起了以宪法为统领，包括卫生行政机构组织法、医疗机构管理制度、卫生技术人员管理制度、药品管理制度、卫生教育制度等在内的较为完备的卫生法律体系。1928年4月内政部设卫生司，掌管全国卫生行政事业，11月裁司设部，始称“卫生部”，与原内政部一同直隶于行政院，这是我国历史上专管卫生事业的部门第一次以中央政府组成部门的地位进入公众视野。

——摘编自樊波《民国卫生法制研究》

材料一   在古代中国学医，师傅看重的是学生的“人品”，如果人品有问题，师傅是不会收徒传授医学技艺的。同时，也将人品作为学生可以出师的一个重要的考核标准和内容。由此可见，人品是支撑、传承医德的根本。古代中国著名的医学著作，无论是《黄帝内经》，还是《无理论·论医》，都讲了关于人品的问题，认为只有人品才是学医的根本，也是传授医学知识的根本。晋代葛洪曾说过，想要学好医术，一定要“决须好师，师不足奉，亦无由成也”，“未遇名师而求要道，未可得也”。如果没有高尚医德的老师，也不会学成医术。在此，他重视言传身教对学生医德的养成。学医就是“救死扶伤”，这是千百年来中国学医之人的信念，从神农尝百草了解到哪些植物可以治病，到后来的扁鹊、华佗，都是以治病救人为己任的。因此，在救人的医理之中，就隐藏着医德，医德、医理是“救死扶伤”的基础，也是学医和教授医学的基础。

——摘编自张逸美《中国古代医德教育的现代启示》

材料二   西医学校的产生与发展，不仅是中国近代教育的组成部分，而且，对中国近代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近代中国通过教会医学教育机构培养了最早的一批西医人才。例如，华西协和大学共培养了35届（1915~1950年）毕业生，有2077人，其中牙医学院有579人；北京协和医学院从开办到被日军占领为止，共培养了医科毕业生318名，高级护士168名，进修医生2000余名。教会医学院不仅培养普通医科人才，而且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优势医科专业。例如，华西协和医学院的牙科医学，开启了中国近代医学专科教学的先河。教会医学院还首先开展了公共卫生教育，培养出近代第一批专业护理人才。如北京协和医学院设立公共卫生系，聘请美国教授兰安生主持。总之，教会的医学教育，输入了西方的教育体制和教学方式，培养了中国最早期的一批西医人才，无论在推动近代医学的发展与进步，还是在中国近代教育体制的形成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

——摘编自孙希磊《基督教与中国近代医学教育》

材料一   1575年，荷兰菜顿大学成立，它是以加尔文派最高级的教育机构日内瓦学院为典型建立的。这所大学在医学教师的聘用上不计较教师所属的宗教派别，并为其教学研究提供和平与安宁的环境，这样就留住了不少来自法国、德意志、苏格兰等地的知名学者。莱顿大学医学科的教学内容开始更多地向自然科学靠拢，首倡以病人和医院为基础的临床教学。1592年，该校建造了一个解剖学直观教学大讲堂，为医学基础理论教学向临床教学的过渡创造了条件。随后，又相继兴建了不少医学教学设施，推动了人才培养。它以教授型大学为组织模式，医学教育赢得了"欧洲最好医学教育"的声誉，成为近代大学的先驱之一。

——摘编自吴薇《荷兰莱顿大学医学教育的近代转型及其启示》

材料二   近代中国高等医学教育在继承与发展传统中医教育的同时，引入西方医学教育，开启了中国医学教育近代化历程。1862年，洋务派在京师同文馆内设立医学馆，开学习西方医学教育办学经验的先河。1866年，美国传教士嘉约翰在广州创立最早的西医教会学校——博济学堂，开展了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的教学工作。戊戌变法期间，京师大学堂设有卫生学（包括医学）。光绪帝谕管学大臣孙家鼐道“医学一门，所关至重，亟应另设医学堂，考求中西医理，另大学堂兼辖，以期医学精进”。20世纪初以来，医学教育的发展和西式医院、西药、护士等的出现，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摘编自王广义《近代中国高等医学教育的历史变迁与启示》

材料一   尽管医学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但是在政府干预下建立的医疗卫生制度，却对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是因为宋代政府对医学的高度重视，进而建立起一整套结构较为合理、功能较为完备、特点较为突出的医疗卫生制度，两宋时期从而成为中国医学史上医药学最为发达的时期之一。宋代是一个着眼防内的封建王朝，十分注重文士的培养和选拔，在京师设立了国子学、太学，培养了一般官员的后备人才，还设有律学、算学、医学等培养专业人才的学校，促使医学队伍文化水平得到不断提高。宋徽宗时期，在国子监另设医学，以吸引儒生学医，形成特殊的儒医现象，逐步改变了医生在士大夫阶层心目中的形象。

——摘编自刘清明《宋代医疗卫生制度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坚持和加强对卫生工作的领导，不仅中央和地方成立相关机构，而且积极探索并确立起新中国卫生事业的指导方针。旧中国文化卫生落后，管理混乱，新中国成立后，发展为人民服务的卫生事业成为党的主要任务。党和政府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不仅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教育和改造，还积极培养卫生人才，尤其注重改变农村地区卫生落后的状况，卫生部于1951年相继颁布了制度，广大农村地区第一次拥有了卫生机构——卫生所。1952年美国在朝鲜和我国东北悍然发动细菌战，为了粉碎美帝阴谋，政府开展子了遍及城乡，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各种卫生制度随之也健全起来，不仅提高了全民的健康卫生意识，也有效保障了群众的生命安全。

——摘编自汪勇《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卫生工作的发展历程与经验》

材料一德意志帝国时期，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迅猛发展，霍乱、肺结核等疾病滋生，城市公共卫生问题日益严重。19世纪末，德国开展了卫生改革，改革涉及环境、住房、学校等多个方面。除国家层面外，市政当局、建房互助协会、公司、医生以及居民等广泛参与，政府出资为部分工人修建住房，各邦颁布了相关住房立法，市政当局开展了大规模城市供水建设活动。1883年，帝国国会相继通过了《疾病保险法》《帝国疫苗法》《食品法》，极大保障了居民的身体健康。1860年至1914年，德国各大学医学院至少创办了173个研究所，其中许多研究所是专为研究城市流行病而建立的，例如肺病研究所。面对婴儿死亡率高的问题，德国发起了婴儿保健和学生保健运动，制定了学校卫生管理制度以及牙科保健服务等。

——摘编自邢来顺《德国工业化经济一社会史》

材料二共产党领导革命队伍长期战斗在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抗日前线，在战乱的农村环境中，伤寒、痢疾、鼠疫等传染病严重威胁军民的健康和生命。在缺医少药的条件下，革命队伍坚持主动出击，预防为主，1937年开始，相继成立卫生科、边区卫生委员会和防疫委员会，并创办陕甘宁边区医院，1942年通过《预防管理传染病条例》。同时，边区组织大批医疗队下乡巡回，训练大批助产士与民间卫生工作人员，准备在区、乡建立医务所。边区卫生处先后印发“军民手册”“防疫须知”等手册传单，开展声势浩大的群众卫生防疫运动。卫生处还提出“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的口号，1941年，光华药厂与延安医科大学联合组建了中西医研究室，以科学态度共同研究医药制造，收到较好效果。

——摘编自朱鸿召《延安时期的卫生防疫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