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79-1988年中国公立医院改革进程(摘要)

—— 摘编自昝馨《历史的往复：1978～1992年的中国公立医院改革》

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西方一批教会医生与军医追随殖民者而来，在通商口岸建立教会医院，后深入到内地。20 世纪初，教会大学开始设置医科或医学院。西医东来，推动近代公共卫生事业的起步。1906 年，清政府设民政部，下设卫生司，掌管全国卫生事务。同时，城市公共卫生事业开始起步。上海华界在市政建设、卫生管理、法规建设等方面基本采纳了租界的办法，并在食品检验、疾病预防等方面与租界合作。北京、天津、武汉、广州、厦门等城市在公共卫生方面都有明显的改善。在中国乡村，医疗事业十分落后，卫生状况很差。

——据郝先中《西医东渐与中国近代医疗卫生事业的肇始》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高度重视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成立后，召开了全国卫生会议，确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发展方针。从1953年开始，全国各级卫生防疫站逐步建立。1955年，国务院颁布了《传染病管理办法》。同时，在城市职工中建立起公费医疗制度，并采取减免收费的办法加强对严重危害农民健康的流行疾病的治疗。为消灭血吸虫病，1955年建立了国家级的血防领导小组，并在疫情严重的江南各省建立了各级血吸虫病防治站。在国家的号召下，科研、医疗人员奔赴一线，指导群众摒弃陋习，实行科学的生活方式。同时，全国各地的乡村举行了清理钉螺运动，以消灭传染源。

——据邓铁涛《中国防疫史》等

材料一：在黑死病肆虐时，大约有1/4到1/3的欧洲人口死亡。一些人由对宗教信仰的怀疑而发展为对社会不平等制度的痛恨和反抗以及对自己人生的深入思考。15-17世纪，人们在抗击黑死病时所采取的一些卫生措施，在客观上促进了欧洲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西医逐渐发展起来。

——摘编自王旭东的《世界瘟疫历史》

材料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面对各种严重流行的疫病，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加强领导，发动群众，配合生产，深入宣传，努力把这项工作做好。1953年12月，召开全国卫生会议，制定了新中国“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地方政府对于组织群众，说服教育，以及开展各项防疫具体工作，均予以积极推动。在党和政府以及广大人民的不懈努力下，成功地消灭或控制了各种疫病的流行和蔓延，为以后新中国的防疫工作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大大推动了新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全面进步。

——摘编自李洪河《建国初期的卫生防疫事业探论》

材料一   “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总统曾设想提供政府医疗保险，但终因耗资巨大且牵涉太多资本势力而放弃。二战后，杜鲁门提倡的国家强制性医疗保障因有“社会主义公费医疗”之嫌而作罢。20世纪60年代，由于市场化的美国医疗体制排斥弱势群体的现象突出，覆盖弱势群体的政府公共医疗保险计划最终确立，但随着“滞胀”现象的到来，美国的医改重点由提高覆盖率转向降低日益膨胀的政府支出，此后的里根、克林顿、奥巴马医改在这二者之间摇摆，但始终未能解决问题。

——摘编自高芳英《美国医疗体制改革历程探析》

材料二   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了尽快解除人民群众贫病交加的痛苦，党和政府建立起了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制度。1952年底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到20世纪70年代末，三大医疗保障制度基本覆盖了全体国民。中国用世界1%的卫生资源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医疗卫生问题。2003年制定的《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不但加强了政府的责任，而且国家补贴与个人缴费相衔接、扩大资金统筹范围等内容也凸显了它的公共服务性质。到2008年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本实现了全覆盖。

霍乱被称作“19世纪的世界病”，最初是印度的地方性疫病，其后才成为世界性疫病。而霍乱时期的印度也见证了殖民政权的逐步确立。

材料一   柴明达尔制度和莱特瓦尔制度（注：殖民政府在当地推行的两种土地制度），再加上盐税，同印度的气候结合到一起，就为霍乱这种毁灭性的灾难的流行造成了适宜的环境，这种灾难正在由印度向西方世界猛扑。

——1854年马克思在伦敦写给恩格斯的信

印度的朝圣活动是所有导致霍乱流行和传播的原因中最强大的原因。

——1866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国际卫生会议报告

材料二   我们采用四阶段疗法，大体是与阿育吠陀医学疗法（注：印度本土疗法）无异，如果手头有些药物不易使用时，可以用当地的药物取而代之，比如印度医生啻遍使用的胡椒和其他香料熬制而成的汤剂。

——孟加拉医学委员会发布通告（1817年9月）

霍乱一爆发，他们就祈祷，或是用原本的办法治疗，不过近来发现这些无济于事后，所有人开始抛弃宗教偏见，求助于欧洲医生。

——加尔各答医疗机构医生安斯利（1831年）

材料三   1856年—1900年英国殖民政府的相应措施袭（部分）

材料一   19世纪中后期，美国迎来了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高潮。过快的城市人口增长，使城市环境承载能力迅速下降，期间出现的各种生活、生产污染为病原体营造出绝佳的寄存场所，从而为传染病大规模暴发埋下隐患。当时美国城镇居民仍然延续着殖民地时期形成的将垃圾直接倾倒在街道的习惯，垃圾收集和处理被看做居民的个人事务，甚至连首都华盛顿也未能幸免。淡薄的卫生意识和恶劣的居住环境让城市化进程中的移民群体成为各种传染病首先侵袭的对象。

——摘编自李晶《论19世纪后半期美国城市公共卫生改革》

材料二   1950年1月，重庆市人民政府组建了自上而下的防疫领导组织机构，为疫病防治提供了组织保障。广泛建立起点、线结合的疫情报告网，为重庆应对突发性疫病、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传染病的流行起到了关键作用。对发现疫病的地区实施严格管制并及时对病患进行隔离，各公私医院腾出或增设病房，专门用于收治病患，而且在疫情防控期间，疫区民众不得随意聚集和交往。同时进行了城区、郊区民众饮水的漂白消毒和相关卫生知识的宣传普及工作。通过开展群众性的公共卫生运动，即大规模疫病的免费预防注射、种痘和清洁大扫除，辅以疫区隔离治疗、交通检疫的“治疫”措施，防疫与“治疫”相结合，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摘编自鲁克亮、李晓朋《1950—1952年重庆防疫网的构建》

材料一   英国于1601年颁布《济贫法》，由教会在全国各地设立济贫院，收容救济老人、孤儿、残疾人。1833年，英国颁布《工厂法》，它限制儿童的工作时间并为儿童提供教育机会。根据《工厂法》建立了检查员制度，并制订了有关通风、温度和工作时间之类的规则。根据1920年劳埃德·乔治的《失业保险法》，政府扩展了1911年的计划，保险计划几乎涵盖了所有年收入不超过250英镑的手工劳动者和非手工劳动者。这样保险涵盖的范围就从400万工人扩大到1200万工人。依据《老年抚恤金法》的规定，年龄在70岁以上的老人享有获得标准抚恤金（每周5先令）的权利而不需支付任何税款，1919年又提高到10先令。在1919—1939年，英国共建了130万幢公用住宅，300万幢自用或出租的房屋，所有房屋建筑都有政府补助。

——摘编自蒋蔚《英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失衡及其调整》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为保障和提高人民基本生活水平，我国借鉴苏联的模式，创建了自己的社会保障制度。1951年政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对50人以上规模企业的职工提供养老、医疗、生育、工伤等方面的保障，奠定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1954年，宪法确立了社会保障在人民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1978年后，社会秩序和经济建设逐步恢复，停滞的社会保障制度开始重建。1993年后，国家相继颁布了一系列规范性政策文件，涉及社会救济、养老改革、住房改革、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险改革等多个方面，极大推动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进入新世纪，我国进一步加强了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医疗救助以及失业、工伤等保障制度政策的完善，扩大了各项保险的覆盖范围。

——摘编自朱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回顾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