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的医药文明，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商周时期，中国已建立医事管理制度，医巫分业、医疗分科。春秋战国以后，医学战胜了巫术。汉代的《黄帝内经》以阴阳五行学说解释人体的生理现象和病理变化，闻明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临床学基础。公元5世纪，医学教育体制创立，使医学教育逐渐由师徒、父子传授制，过渡到官办医学校的教育。在政府的鼓励下，在“不为良相，愿为良医”的思想指引下，读书人逐渐改变了“医为小技”的观念，这促进了中医学理论与技术的发展。明朝李时珍所撰的《本草纳目》是一部中医药学的总结性著作，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

——摘编自李经纬《中医史》

材料二   自辛亥革命起，中医药学就被视为旧文化传统的一分子。医界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医持轻视甚至反对态度，主张用西医取代中医，认为中医落后于时代。1912年，北洋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各类学校条例中，只提倡西医专门学校而没有涉及中医。1929年2月，国民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西医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规定了6项消灭中医的具体办法，这就是历史上的“废止旧医案”。抗日战争后，政府对抗战中仅存的中医横加摧残....在审查制度下，绝大部分中医已无法继续开业。

——摘编自《历史上的中医废立之争》

材料一   1408~1643年间，中国爆发全国性大疫19次之多，局部性疫情不计其数，致使“万户萧疏鬼唱歌”“饥民抢掠四起”。文献记载每当瘟疫发生时，皇帝往往派人去祈祷，采取施咒的办法安慰百姓。明宪宗曾下诏在京城崇文、宣武等六门城外，各置漏泽园一所，收殓遗尸。1587年明神宗谕旨礼部：“尔部便行太医院精选医官人等，多发药材，分头诊视施给”；还强调“此后各省直有与重大灾疫，须令各府州县即许便宜动支社仓积谷，及本部事例义输等银、病者或给衣食”。对此时人评论：“今之人皆知救荒，而不知救疫。”至于对防疫较为有效的隔离、禁止人员流动等措施，朝廷并没有推行，文献也没有记载。

——摘编自甘海根《明代北京的瘟疫与政府应对》

材料二   英国首都伦敦由于人口集中、卫生环境差而成为鼠疫频繁光顾的城市之一，15—17世纪频繁发生严重鼠疫。针对疫情，1518伦敦市政当局号召患病家庭主动进行隔离。后为确保隔离措施的落实，1572年伊丽莎白女王签署法案向全国征收“普通税”以建立济贫基金，被认为是社会保障制度正式建立的标志。在1604年索尔兹伯里瘟疫期间，整个镇1/5的人口被纳入到国家救助中，因此群众愿意配合隔离。为确保法令有效实施，市政当局还专门任命几个临时委员会具体负责。郡治安法官作为总负责人，教区牧师和执事作为配合机构每周要报告相关情况。

——摘编自陈凯鹏《十六、十七世纪中英两国防疫对策比较》

材料三   1910年12月，鼠疫在东北大流行，哈尔滨一带尤为严重。清政府派医学博士伍连德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为弄清楚病因，伍连德通过病理解剖染病死尸，发现了罪魁祸首——肺鼠疫，这是一种新型鼠疫，在人和人之间通过呼吸道传播，传染源是感染了鼠疫的病人或者尸体；伍连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让士兵挨家挨户搜查，发现病人，就立刻送到防疫医院，还要用生硫黄和石炭酸给病人待过的房屋消毒，他克服重重阻力对尸体进行焚烧、掩埋；抽调士兵进行交通管制，还设计了一种成本极低、易推广使用的简易双层纱布囊口罩——在两层纱布中间放置一块吸水药棉（后人称作“伍氏口罩”）。……他仅用了67天，就控制住了东北鼠疫，这是中国第一次以科学手段有效遏制疫情的成功案例，也是人类历史上依靠科学手段成功控制传染病的典范。

——摘自《东北鼠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