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一般认为，西方史学家中最早试图写一部贯穿古今‘通史’著作的是李维，李维在他的《罗马史》中说得很明白：‘我是要写一部罗马人的全史，始自罗马城的建立，直至我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而另一位历史学家塔西佗则执意要揭露罗马帝国早期统治者的真相，他的历史著作集中于描写宫延内部的种种劣行。与塔西佗同时，一位出身于希腊中部的传记作家普鲁塔克写作了一本传之久远的传记史学著作《希腊罗马名人合传》,这是一部文辞优美、描写动人的著名传记作品。书中人物不但有政治家、军事家，而且还有立法者、演说家和学问家。”
——摘编自王晴佳《西方历史的观念从古希腊到现在》
材料二 司马迁幼时聪慧，10岁开始诵习古文，20岁时，周游了许多名山大川和名胜古迹，了解了各地的一些风尚习俗和民间传说。《史记》全书上起黄帝，下迄“当代”(武帝时),以人物传记为主，体例严谨，内容丰富。司马迁作为一位史官，对西汉统治者极为不满，对皇帝、宗室贵族、外戚和官僚在政治方面的残暴行为，生活方面的奢侈腐朽，有所揭露。除此之外，还为古代、当代的著名学者、医者、商贾以及其他各行业各阶层的代表人物立传，又对天文、历法、礼乐、水利、经济、少数民族，以专章论述，比较具体生动地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前期的民族国家的面貌。
——摘编自张传玺《简明中国古代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罗马历史学家与司马迁的共同之处。(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古罗马史学与《史记》产生的历史背景。
材料一 宋朝时期，我国与日本的海上贸易，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宋日海上贸易交易的物品种类繁多，中国出口日本的主要有丝绸、铜钱、书籍、药材等。宋朝商船频繁往返于中日两国间，将搭乘船只的中国商人、僧侣、工匠、医者等送入日本，更有部分人士选择定居日本，为日本的社会文化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平安时代的权臣平清盛掌权时期，采取积极的对外政策，亲自会见宋商，整饬濑户内海航路，使宋日贸易中心由博多移至京都，而宋日贸易也成为了其内政外交的基石。
——摘编自邵艳平《宋日贸易与海上丝绸之路》
材料二 自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六年（1431年），郑和率庞大的商贸舰队，满载丝绸锦缎、四书五经、名家绘画、茶叶、瓷器、纸张等中国物产，先后七次下西洋，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远洋航行，先后到达南洋、印度洋等30多个国家，远达波斯湾、红海及非洲东海岸。秉持儒家“以德服人"的仁政原则和“厚往薄来”“不欺寡，不凌弱”的和平外交宗旨，交好东南亚、印度洋诸国，共同推进社会的和平安定。郑和下西洋体现明王朝“四海一家广示无外”的中华人文情怀与“和顺万邦""共事天下”的远大政治理想，开启了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的新征程。
——摘编自朱丽霞《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华文明早期传播》
(1)根据材料一，分析宋日贸易对日本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郑和下西洋的作用。
材料 孔子主张“未知生，焉知死？”，可见他注重的是现实和活着的人本身，并不注重死后如何。古人有“天、地、人三才”的说法，即人是宇宙间的要素之一。儒家提倡“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每个环节都以人的实践为第一要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中国文化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强调人可以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但这种与自然的互动是以自然的承受力为基础的，人类不能无限度地改造自然，甚至破坏自然。在顺从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人与自然是可以达到和谐互动的。同时，中国古代农耕社会讲求协作，所以以人为中心的家庭里讲求夫和妇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对外则讲求君仁臣忠、朋敬友信。如果这套体系运转起来，则整个社会都处于一个良性的运转状态。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历久弥新，是因为其具有直达人性的透彻，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互动的感悟，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智慧的结晶。在当下我们进行的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上述两大内涵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吕文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我们自信》
(1)概括材料所体现的中华传统文化“两大内涵”，并指出其产生的根源。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上述“两大内涵”的当代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