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汉武帝以后，经学日趋昌盛，太学中的经学博士就是专治一经的经师，他们以诠释儒家经典为终身职业，皓首穷经，搞章句之学。两汉博士通过荐举、征召等途径可任太傅少傅、刺史太守、奉常议郎等官职。经学博士是汉代官方确认的学术权威，在以经治国、独尊儒术的背景下，负责经学的研究与传承。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二：明代阳明心学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通过追求高级的道德哲学状态，重构政治哲学实践。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为改变王学末流的弊端，破解国破家亡的历史遗憾，重回实学研究，要求经世致用。明清实学跳出了理学道德性命的范围，把学术研究的范围从儒家经典扩大到了自然、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其研究对象几乎涉及社会的一切方面。19世纪“今文经学派”中的龚自珍、魏源，为了挽救时局，分别提出“改制更法”“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具有鲜明时代价值的实践指向。
——摘编自汪四红《论传统文化的“经世致用”和马克思“实践观”的互融相通》
材料三：20世纪三四十年代，顾颉刚回归传统经世致用观。他宣扬以学术经国济世，致力于民众历史教育和边疆史地研究，主张以史为鉴和以史明智。同时，他根据时代要求对经世致用论作了发展，突出史学培养国民爱国主义的作用，指出史学能够增进民族团结和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在形式上，他不再限于传统学术研究和史学著述，而是以现代学会和报刊从事宣传，通过撰写新历史教科书和各类通俗历史读物传播历史知识。
——摘编自徐国利《民国时期顾颉刚学术价值观的转向及与经世致用观的离合》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经学与明清经学的异同。(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三四十年代顾颉刚对经世致用思想的发展及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经世致用思想的价值。
材料一 在战国时期“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的历史背景下，各家学派“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这种学术繁荣的局面不仅是空前的，在后世历史中也属罕见。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家学派是全面继承周朝文化传统的一个流派，它继承了周王朝的诗书礼乐的文化传统，因此与其他各个学派相比，它的文化积淀最深厚。周王朝的“敬德”“保民”思想、礼乐教化思想，都被儒家继承。……董仲舒的君权天授思想认为皇帝的权力是上天赋予的，具有天然的合法性，皇帝对天下人有绝对的权威。董仲舒还用阴阳学说论证了“礼”所规定的等级制度的天然合理性。认为人类社会的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尊卑、主从关系，是天道之阴阳在人间的反映，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妻卑，是天然合理的。……董仲舒的“大一统”理论既可解答当时的重大的社会问题，所以汉武帝乐意接受董仲舒所改造的儒家思想。
——编自吴全兰《西汉儒学的意识形态化及其原因分析》
材料三 万物皆有此理，理旨同出一源。……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
——《朱子语类》
(1)结合材料一及所学，概括战国时期“学术繁荣”局面出现的时代背景。并指出其中两个代表人物及思想主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说明儒学在汉代的地位及董仲舒的新儒学的内容。
(3)据材料三及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朱熹新儒学的主要思想。
材料一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仲舒传》
材料二 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理想追求和道德情感。造成中华文明这一鲜明个性特征的重要因素，是中国历史上历经数千年而不衰的“大一统”思想的潜移默化影响，而秦汉时期正是这种“大一统”理念完全定型的关键阶段。秦汉时期的最高统治者，都对统治思想进行了选择，用以规范、整齐全国上下的思想，并构筑了统一的制度文化。
秦汉时期的思想家也全力以赴地弘扬“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
——摘编自黄朴民《论秦汉文化的时代精神》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董仲舒这一思想主张产生的背景。(2)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秦汉时期是“大一统”理念完全定型的关键阶段的理解。
材料一 宋儒通过对经典的研究，发现经典并非“圣道之全”，经典中还有不少阙文，不仅秦始皇焚书造成五经残缺，儒家经典在流传过程中也产生很多错误，影响了人们对圣人之道的理解。此外，不少宋儒还认为经典有牴牾之处，经典所记与历史事实有出入，经典中的一些内容立意并不高远，值得怀疑。有些人还指出六经之中的一些观念，也与社会现实有矛盾。宋儒还通过总结汉唐以来经学的种种误区，指出治经应以切于实用为目的，应以讲明圣道、求得义理为旨归。因此，面对异质文化的严峻挑战，首先要起来维护儒家主体文化的神圣性，特别是发掘儒家文化的内在价值，这是一场保卫“圣人之道”的文化战争。
——摘编自《宋代疑古思潮简史》
材料二 随着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国史学界“疑古”思潮再兴，对以司马迁《史记》为代表所记载的夏商周三代以及五帝时代的历史提出诸多怀疑。1919年，胡适提出：“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20世纪20年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学派，通过疑古书、疑古事、疑古人的方式，提出以往的古史都是“层累地造成的”，从而彻底否定了司马迁古史体系的真实性。顾颉刚否认夏禹的存在，他通过对古史传说及《说文》的考证，认为“禹不是人而是一种动物——虫”。
——摘编自刘毓庆《中国历史上的三次疑古思潮及其意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指出宋代“疑古”思潮的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指出两次“疑古”思潮的不同点，并简要评价20世纪的“疑古”思潮。
材料一：春秋战国时代的士，虽然政治主张不同，但也存在共同的特点。儒家的孔子公然提出“学而优则仕”的口号，培养了大批弟子，如子路、子贡等参政。孟子更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墨家以“兼爱”“非攻”等立场鲜明的政治学说与儒家并称显学。至于法家，更是以研讨政治权术、建立政治统治、实行富国强兵为宗旨，在战国时代各国先后兴起的众多变法活动中，领导的重任多由这一派的士子担任。
——摘编自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
材料二：西汉大儒董仲舒创立新儒学，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实现了儒学的第一次综合创新。董仲舒认为，治国理政、社会生活和人伦日用应该一统于“天”，也就是所谓“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汉武帝采纳董仲舒主张，独尊儒学，以“经”作为意识形态杠杆，设立官学之途，通经入仕，“经”在汉代儒学意识形态化过程中承担着中介和纽带的作用，士人通过读经、学经方能获得入仕资格。太学的建立是儒学教育官方化和制度化的标志。同时，也带动了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一些出身于社会中下层的人也得到入仕的机会。布衣以儒术拜相封侯，是汉代转向文治的一大标志。
——摘编自迟成勇《董仲舒思想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指出儒墨法三家思想的共同点。结合所学知识，简述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社会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时期儒学发展的特点并简述其影响。
材料一 1900年，梁启超发表《少年中国说》一文，提出：“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少年中国”这一文化意象或者类似隐喻得到广泛传播。1908年出版的小说《新纪元》,描绘了1999年的中国，称“这个少年新中国，并不是从前老大帝国可比”。1917年，李大钊发表《新中华民族主义》提出，少年的责任“不在保持老大中华之苟延残喘，而在促进少年中华之投胎复活”,呼吁中华少年为“中华民族更生再造”而奋斗。
——摘编自朱俊瑞、吴秋华《少年中国与青春中华.20世纪初知识分子对中国形象的重构》等
材料二 1925年夏，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声称：“我们要复兴中国民族，先要复兴中国民族文化的自信力，要有了这一个自信力，才能够辨别是非，才能认清国家和民族的利害，才能够为世界的改造而尽力。”1934年及其后，国民政府所发动的一些全国性运动，一般也多打着“复兴中华民族”的旗号，如：“新生活运动”、“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等。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几乎所有的军政要员，都出版过以“民族复兴”为题的为数众多的宣传著作，涉及抗战建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内容丰富不乏见识且充满爱国热情。
——摘编自黄兴涛《民国各政党与中华民族复兴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少年中国说”产生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并进行解释。
(3)根据以上两则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其共同之处。
| A．思想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 B．有些墨家学派成员会使用铁犁牛耕 |
| C．“学在官府”导致墨家不能办私学 | D．原先地位低的“士”阶层开始崛起 |
材料一 1902年到1906年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写了《新民说》。在书中梁启超认为一个人应该公德和私德兼备，传统的儒家伦理主要是在私德上着力，导致国民缺乏公德，而公德是国家所赖以成立的根本因素。梁启超特别反对中国传统所提倡的宽柔以教、以德报怨的妥协主义，这将会在社会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1919年梁启超在游历欧洲的时候写下了《欧游心影录》。在文中他认为由科学所带来的物质进步并没有给人带来预想中的幸福，反而导致了精神的迷茫。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在文化上就是要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存有敬意，并融合中西方文明，建立一个世界主义的国家。梁启超他还认为竞争和强者的权利会导致社会的不公，要用互助主义来补救，中国古代就有丰富的互助精神。
——摘编自干春松《梁启超儒学观的转变—从<新民说>到<欧游心影录>》
材料二 改革开放后，我国在儒学的现代转化上取得新的进展。从80年代起，海外现代新儒学的学术成果被陆续介绍到大陆，助推了大陆的“儒学”热。学术界开始重新正视传统文化的价值，在传统文化寻找现代化的思想资源。新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为民族复兴奠定坚实基础，民族复兴必然带来文化的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儒学现代化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摘编自郭瑞《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儒学现代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新民说》和《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对儒学认识的不同之处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改革开放后儒学发展的特点及启示。
材料 “中国蓝”并不是现代中国人的独创，据出土的珠料和管料推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尚蓝”已成为贵族审美的嗜好，并成为一种祥瑞的象征。古人不畏险阻从遥远的异国他乡采购青金石作为蓝色颜料来装饰佛像，以示对信仰的虔诚。唐代的窑工们，将“波斯蓝”与中国“瓷”相融合而烧成青花瓷器，浑厚华滋。经历了两宋时期的没落，青花瓷在蒙元时期得到迅速发展。烧制元青花瓷的高铁低锰的钴土矿（“苏麻离青”）来自波斯。元朝政府于1278年在景德镇设立了专门烧造贡瓷的“浮梁瓷局”，烧制出的青花瓷颜色稳定、沉静，而且在烧制瓷器的温度、质地及装饰手法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就。青花瓷也因其高贵典雅的艺术水准而成为14世纪大规模对外出口商品之一。……元、清两代因信仰萨满教而崇尚天蓝色，明代统治者因信奉道教而推崇青蓝色系。几经历史淘洗，“中国蓝”终于成为华夏文化记忆和对外和平交往中繁荣发展的见证。
——摘编自邹文兵、曾璐《“中国蓝”：色彩情感与品牌视觉形象实践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元朝以来青花瓷快速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蓝”所蕴含的文化价值。
材料 明清之际，西方数学和天文学的传入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引进与反引进的斗争相当激烈。清初学者梅文鼎认为“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明何分新旧”，“务集众长以观其会通，毋拘名相而取其精粹”。梅文鼎毕生研究数学和天文学，著述繁富。梅文鼎对于当时的中西数学进行了相当全面的研究，几乎涉及初等数学的各个领域。在梅文鼎之孙梅毂成编选的《梅氏丛书辑要》中，收集了梅文鼎的数学著作13种共40卷，这些著作对当时已传入中国的算术、几何、代数、三角、比例规、纳皮尔算筹等西方数学知识，作了系统的整理和全面的阐述，并且取得了一些独创性的研究成果。梅文鼎的数学著作常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来叙述比较复杂的数学问题，正如清中期学者阮元所说，“其论算之文务在显明，不辞劳拙，往往以平易之语解极难之法，浅近之言达至深之理，使读其书者不待详求而又可晓然”，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梅文鼎的数学贡献。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梅文鼎取得数学成就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