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四家在争辩中相互吸收、渗透，发展了相互联结的一面。而这主要是由它们是同一族类的文化以及他们学说中都关注现实的社会人生问题所决定的……政治主张泾渭分明的儒法两家，却在主张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和等级制问题上不谋而合。在人生理想和处世态度方面，儒、墨、法各执一端，却又都主张积极进取，有所作为。

——摘编自李宗桂著《中国文化导论》

材料二   《诸子百家关系图》

——摘自[美]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世界：一部历史》

材料三   作为思想启蒙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为封建统治者服务且有碍于社会发展的成分，批判的矛头直指以封建统治者意识形态出现的儒家学说。但必须注意，这种批判是在民族危亡时进行的，它不是纯学理意义上的一般学术批判，而是以文化为切入点，以实现民众启蒙、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为目的社会运动。这就决定了这种批判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偏激色彩和以偏概全的倾向，但这种倾向恰恰是五四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责任感和自觉担当意识。

——沈永刚《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传承》

材料四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确立，20世纪90年代中期迎来了第一波“国学热”。社会转型需要一种与革命时代不同的意识形态，由此促进的文化转型，构成了现代文化景观的大背景。踏入21世纪以来，全方位的国学热四面兴起并持续升温，其中媒体的参与固然起了很大作用，而来自民间的对传统文化的热情和需求扮演了主要的推动力量。目前的国学热兴起的原因，在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快速和成功的发展，及其所引致的国民文化心理的改变。

——摘编自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

材料一“   中华民族具有 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沧桑岁月，把我国56各民族、13亿多人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非凡奋斗。”“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顽强生存和不断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今天我们使用的汉字同甲骨文没有根本区别，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等先哲归纳的一些观念也一直延续到现在。这种几千年连贯发展至今的文明，在世界各民族中是不多见的。”

——习近平《从小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材料三  儒家思想在西方传播较晚，当时近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印刷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16世纪末，耶稣会士来华后翻译了“四书”“五经”。当时，中国的综合国力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中西方之间的对话处在相对平等的位置上，耶稣会士们的翻译在西方产生了很大影响。伏尔泰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真理绝不与迷信混同。”他抨击天主教的黑暗统治，并把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看作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政体之一。有学者认为，“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17和18世纪的整个思想模式发生了转变，而转变之后，在许多方面与孔子思想都很相似”。

——摘编自郝景春《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

材料一 《孟子》中记载了孟子与其学生关于法律问题的讨论。学生问：“舜做了天子后，假如其父杀人，舜的法官该怎么办呢？”孟子回答：“抓起来就行了。”学生又问：“难道舜不阻止法官吗？”孟子说：“舜怎么能阻止呢？法官是按职责办事。”学生问：“那舜又该怎么办呢？”孟子说：“舜应当放弃天子之位，毫不顾惜。然后偷偷地背上父亲逃到海边住下，一辈子都很快乐，把曾经做过天子的事情忘掉。”

——据《孟子》

材料二 在历史中，儒学一直在发展与创新。唐代韩愈以周公、孔子的继承者自居，排斥佛、道，鄙薄汉代以来的儒学，认为周公、孔子之道在孟子之后已经断绝。他在《原道》中说：“吾所谓道也，非向（先前）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他的这一主张被宋代儒者接受并发扬。当代学者认为韩愈开了宋代“新儒学”的先河。

——摘编自卞孝萱等《韩愈评传》

材料三 春秋战国时期，按“官有能而禄有功”的原则，废除血缘世袭的贵族制，建立起官僚行政制度。秦至汉初，秉承法家理念，功与能为官吏升迁任免的主要依据。汉武帝以后，儒生出身的官吏地位上升，官吏个人品行对于引导、教化百姓的功用日益受到重视。东汉时，士大夫追逐基于德行的“名”，官吏矫情虚伪而无实际才能成为普遍现象，曹操执政，强调“唯才是举”，功、能者优先，“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西魏北周选任官吏，突出思想品行的重要性：“凡所求材艺者，为其可以治民。”强调对官员的品行和政绩考核。“其志行名者，则举之；其志行不善者，则去之……凡求贤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审者，必由任而试之，考而察之。”

——摘编自翦伯赞《中国史纲要》

材料四 唐代将品德与任职态度方面的“四善”作为考察官员最重要的内容：“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同时规定各类职务的最佳业绩标准，称作“最”。每年考核，公示结果。考核分为九等：“一最四善为上上，一最三善为上中，一最二善为上下……居官饰诈，贪浊存状，为下下。”“善”是获得薪酬奖励与迅速提升的关键。

——据《新唐书》

4 .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西瓜，原产于非洲干旱地区，唐五代时由西域传入中国。《农政全书》记载“西瓜，种出西域，故之名”，《本草纲目》也认为“按胡峤于回纥得瓜种，名曰西瓜，则西瓜自五代时始传中国，今南北皆有。”

——《略论古代丝绸之路中西动植物物种的交流》

材料二   材料三   古代中国的知识和学术，原本是为官府所垄断，是所谓王官之学。但是随着王权的衰落，王官不断流落到民间，成为“士”（特殊的知识阶层）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出现了学术下移的趋势，这为私学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背景。与官学相比，私学可以使知识普及社会的每一个阶层，这就大大地扩展了受教育的范围，使知识以更快的速度向民间转移和传递，这成为士人的另外一个来源。私学和士人之间，实际上呈现着一种互动的关系。他们二者的结合，则是诸子学出现的直接土壤。

——摘编自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第一卷》

材料一   孔子带领自己的弟子在列国游说，诸侯都不接受，最后，孔子回到家乡，经过整理和创新，形成了以“仁义”“周礼”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首先仁义，非礼不成。”战国孟子首次将儒学思想带入到政治当中，主张“仁政”，强调“民贵君轻”，而荀子则主张用儒家的礼和法来规范和约束人的思想和行为。

——摘编自涂少华《简帛文献与早期儒家学说探论》《礼记尚书》等

材料二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 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三   在传统社会中，平民儒学承载“百姓日用之道”。普通民众需要的是衣食住行，需要的是家庭幸福，需要的是美好生活。谁要是恣意妄为，剥夺老百姓的这些权利，老百姓就会想方设法地加以反击。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平民与统治者构成一组矛盾。统治者不能敲骨取髓，不能离散百姓子女，不能好大喜功，以牺牲民生为代价，换取一家一姓的暂时繁荣。儒家亦不断向统治者建言献策，想让统治者明白这样的道理：一个国家要想稳定繁荣，就必须确保老百姓有足够的经济实力维系全家人的生活，必须确保老百姓过上幸福体面的生活，必须确保老百姓按照礼乐制度进行祭祀。国家既要教养民众，又要制礼作乐，教化民众。

——摘编自韩金山、刘伟等《平民儒学的时代境遇与理论重构》

材料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夏商时期，人们相信上天和鬼神。商朝人每遇事必祭天地、祖先。周公提出“敬天保民”的思想并制礼作乐，建立了以人为中心的礼乐制度。周朝统治者主张“明德”“敬德”。《周易》中写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荀子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孔子提倡“仁”“为政以德”。孟子提出“仁政”“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尊贤使能，俊杰在位”等思想主张。而对于和的主张，西周太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孟视和为人性中应有的美德，提出了“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思想。

——摘编自普通高中教科书《历史选择性必修3》

材料二   在从500年至1500年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中，西方是欧亚大陆的不发达地区，我们已看到，这种不发达与中国的发达比较起来，证明是一种优势，因为中国的发达起了使自身的发展速度放慢的作用。中国人享有先进的工艺、以功绩为基础的有效的官僚机构……。中国人很自然地认为他们的文明优于其他任何文明，并认为外国人是“野蛮人”，这种态度虽然是可理解的，但却使中国人在一个巨变的时代没有发生变化。相形之下，西欧人拿来中国的一些发明，充分发挥这些发明的潜能……最终结果是中世纪文明转变为现代文明，欧洲人则成为先驱者和受惠者，这一模式表明，历史的发展并不像通常所说的“一事成功百事顺”，人类学家们将此称为“受到阻的领先的法则”。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三   17—18世纪，中国古代的主要经典和儒家学说，通过传教士的介绍，研究，在欧洲知识界和上层社会得到了流传和宣扬，成为伏尔泰等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中国历史上传统的仁君统治和大一统的思想，更是人们反对欧洲王权所追求的社会精模。霍尔巴赫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

——摘编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材料一   公元前130多年的中国汉代，一支从长安出发的和平使团，开始打通东方通往西方的道路，完成了“凿空之旅”，这就是著名的张骞出使西域。中国唐宋元时期，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同步发展，中国、意大利、摩洛哥的旅行家杜环、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都在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留下了历史印记。15世纪初的明代，中国著名航海家郑和七次远洋航海，留下千古佳话。这些开拓事业之所以名垂青史，是因为使用的不是战马和长矛，而是驼队和善意；依靠的不是坚船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一代又一代“丝路人”架起了东西方合作的纽带、和平的桥梁。

——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材料二   在构建世界文明新秩序的过程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无疑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必定能发挥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它蕴含了中国古代优秀的思想理念，倡导了合理的人生价值观，培育了积极的人格境界论，体现了健康向上的民族文化精神。具有这样优秀品质的文化，必会受到世界的普遍关注，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被当今各国思想家、政治家以及社会大众引以为学习和借鉴的对象……中华传统文化在历史上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贡献巨大，影响深远，为各国人民接收中国文化提供了文化心理认同。

——张造群《优秀传统文化：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根基》

材料一   明朝后期到清朝前期，大批耶稣会士来华，其中包括利玛窦、邓玉函、汤若望等人。他们在接受中国传统风俗与生活方式的前提下，传播西方文化。地理方面，利玛窦绘制《坤舆万国全图》；数学方面，利玛窦、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物理机械工程方面，邓玉函、王徽译绘《远西奇器图说》；此外，还涉及天文历算、水利技术、欧洲古典哲学、美术、音乐、建筑等方面。就其知识水平而言，基本上代表当时欧洲知识界的平均或最高水平。

———摘编自宁欣《中国古代史资料汇编》

材料二   儒家思想在西方传播较晚，当时近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印刷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16世纪末，耶稣会士来华后翻译了“四书”“五经”。当时，中国的综合国力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中西方之间的对话处在平等的位置上，耶稣会士们的翻译在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伏尔泰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真理绝不与迷信混同。”他抨击天主教的黑暗统治，并把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看作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政体之一。有学者认为，“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17和18世纪的整个思想模式发生了转变，而转变之后，在许多方面与孔子思想都很相似”。

———摘编自郝景春《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

材料三   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