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清君主强调自身合法性的依据，既诉诸于传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儒家正名理论，也诉诸于神化君主世袭罔替的血统高贵性和道德完满性。可是，明末吕坤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而剥天下以自奉哉？”清初唐甄说“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直接戳破了君主自我神化的虚伪性。
——摘编自孙邦金《明清儒学对君臣关系与忠君伦理的多元省思》
材料二20世纪初，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学术层面人们向西方学习的主动性空前增强。很多西学由日本引入，而引入的内容也从科技转向哲学、社会科学。加之新式学堂的增多，西学思想进一步传播，儒学与政治绑定关系逐渐出现裂痕。从废除科举制度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儒学丧失了全部的政治保障，知识分子纷纷转型，使儒学的传承中断。
——摘编自于跃《中国近代儒学的式微及反思——以张锡勤先生〈儒学在中国近代的命运〉为中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末清初儒学的新发展。(2)根据材料二，指出20世纪初儒学地位发生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先秦儒学随着孔子名气的提升而不断传播，加之后起的孟轲、荀况对儒学的进一步诠释、推广，更使儒学根深蒂固于士阶层之中。但儒家思想始终未能成为诸侯国君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汉代，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立五经博士，办太学、培养精通经学的学生，开通利禄之路将天下士人以规范化的仕进制度统合到儒家的思想旗帜之下。至东汉光武帝、明帝、章帝，即从董仲舒以后差不多经过了两百年时间，儒家思想学说的性质与路向最终完成了根本性的变化。
——摘编自陈林《官学、利禄与汉代儒学的意识形态化》
材料二 唐代中后期的儒学复兴运动大体限于在社会政治层面对佛老的排斥与争斗，而在思想义理层面却显得较为粗糙，直到宋代儒士从哲学义理的高度给予儒学系统的解释说明，儒学复兴运动才真正进入一个全新阶段。宋代儒士们一方面继承了韩愈排斥佛老、匡救时弊的思想路线，另一方面则着手在学术理论和社会政治两个层面重建政治、文化新秩序。他们不约而同地都试图发展引申出一套心性内圣之学和经世外王之学，以服务于当时波澜壮阔、绵延不绝的社会改革运动。儒学的经邦济世思想和“国格”观念也因此在一些政治家和志士仁人身上得以再现光芒。
——摘编自郑臣《宋代儒学复兴运动中的二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先秦至汉代儒学地位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宋代“儒学复兴运动进入一个全新阶段”的表现，并简述宋代儒学复兴运动的影响。
材料 清末民初盛行“军国民教育”思潮，学校体育被西方体操霸占，“体操科一律为主课”并由学部施行，而武术则“各地方自行举办”“高等小学以上兼习之”。彼时国人出于民族自尊心，用武术来证明中国自古就有“体操”。武术进入学校是武术步入教育领域的大胆尝试，亦是出于文化自觉，争取与西洋体育并驾齐驱的话语权的创新形式。但一味追求动作的规范、标准，丢失了传统武术的核心特征。由霍元甲主持的精武体育会在公共服务领域中，则以其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形式，超越强健身体的范畴，从宏观上聚焦于种族与国家延续。新文化运动时期，“土洋体育之争”推动武术走向科学。国术的“传统”在“科学”的语境中显得格格不入。要想以武图强，武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彼时的武术规则深受西方体育影响，趋向竞技化，初成之规则在比赛中成为裁判依据，使比赛“有法可依”。武术对抗赛在“全运会”中可谓昙花一现，但民国时期的武术套路、对抗赛实践为当代武术竞赛进行了有益尝试，积累了经验。1936年，中国武术代表团成功参加了第11届柏林奥运会，在该届奥运会上的武术表演惊艳世界。
摘编自张银行、谢海柱《中国近代武术“转型”研究评述》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武术“转型”的背景和趋势。(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当代武术转型发展的看法。
材料一：春秋战国时代的士，虽然政治主张不同，但也存在共同的特点。儒家的孔子公然提出“学而优则仕”的口号，培养了大批弟子，如子路、子贡等参政。孟子更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墨家以“兼爱”“非攻”等立场鲜明的政治学说与儒家并称显学。至于法家，更是以研讨政治权术、建立政治统治、实行富国强兵为宗旨，在战国时代各国先后兴起的众多变法活动中，领导的重任多由这一派的士子担任。
——摘编自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
材料二：西汉大儒董仲舒创立新儒学，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实现了儒学的第一次综合创新。董仲舒认为，治国理政、社会生活和人伦日用应该一统于“天”，也就是所谓“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汉武帝采纳董仲舒主张，独尊儒学，以“经”作为意识形态杠杆，设立官学之途，通经入仕，“经”在汉代儒学意识形态化过程中承担着中介和纽带的作用，士人通过读经、学经方能获得入仕资格。太学的建立是儒学教育官方化和制度化的标志。同时，也带动了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一些出身于社会中下层的人也得到入仕的机会。布衣以儒术拜相封侯，是汉代转向文治的一大标志。
——摘编自迟成勇《董仲舒思想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指出儒墨法三家思想的共同点。结合所学知识，简述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社会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时期儒学发展的特点并简述其影响。
材料 随着夏商以来神权的逐渐被打破，民本思想成为论证政权合法性的一个坚实理由。“天命靡常”“惟德是辅”，这就要求统治者具备高尚的道德修养，为全社会树立楷模。而道德的高尚与否，在于能否施惠政于民。为此，孔子倡导“仁者爱人"，提出德治的政治主张，并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孟子把孔子的德治发展为仁政，主张以仁政治国御民，并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名言。荀子继承了孔、孟的民本思想，指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他从社稷和民众的关系上论述了以民为本对社会稳定和政权巩固的重要性。
——摘编自孟宪霞《民本思想的来源及其现代转型》
(1)根据材料，概括先秦时期民本思想的内涵。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先秦民本思想产生的原因。
材料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在周游列国遭遇困境的情况下，仍“讲诵弦歌不衰”。孔子曾向鲁国、齐国的音乐大师学习，并有深刻的领悟力和高超的演奏技巧。史载，孔子整理的《诗》305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强调“正音”“雅乐”，反对靡靡之音，他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又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在孔子看来，“乐教”不仅仅是声乐、器乐、歌舞等形式，而且是育人才、齐风俗，实现政治与社会理想的重要途径。“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据《史记》等
(1)根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孔子提倡“乐教”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折孔子“乐教”思想的影响。
材料一
 | 明清北京城中轴线示意图北京中轴线南北划定，对应的是子午线，子位是正北，午位是正南，意喻自然界天时万物的运行有着内在的规律，即“天道”。中国古代社会中，帝王作为统治者把自己的统治看作是“人道”，“人道”即“天道”，正所谓天不变，遵亦不变。 中轴线占据了城市的中心位置。“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中轴线正是这三个“中”的集中体现。 ——北京市文史研究馆编著《古都北京中轴线·上册》 |
材料二 都城中轴线的格局在中国的延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脉相承是密不可分的。这表明了中轴线蕴含的民族文化特色，也许中轴对称的布局方式是人类的一种本能，是人的本质的外在表达方式，但在以后漫长的历史中被附加上了许多文化的内涵，虽然冲淡了中轴线最原始的意义。但也加强了这一形式的延续与传播。
——摘编自周润山《试论中国古代都城的中轴线布局》
根据明清时期北京都城建设的史实分析说明材料二的观点。
材料一
中世纪早期，君主实际上只能在自己直辖的领地行使主权，同时还受到教会的制约，而教皇既统驭世俗领袖，又管辖着教会的僧侣、“君权神授”和“政教合一”论是世俗国王必须服从教会和教皇的确凿的理论依据。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开始关注世俗王权的权威性和国家权威的重要性，17世纪，经历了文艺复兴的“解放”与“混乱”之后，国家权威、国王的权力在欧洲人看来格外重要，人们普遍接受了君主专制制度，并产生了“王权崇拜”观念。
——摘编自蒋承勇（西方文学“人”约号题研究）
材料二
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和内在精神是以人生和人心为写照的，强调关注人的生命，重视人的价值。当认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时，中国传统文化不关注个性的培养，而强调人是家族的一员，且有浓重的“成员”意识。因此，中国传统人学具有浓重的伦理色彩，这也强化了内圣之学、道德修养和伦常思想。而西方人本主义的基本精神在于强调尊重人，以人为中心，一切为了人的利益。它更强调人与环境中的人的作用，以求在竞争中实现自我，所以，西方人本主义更重视平等、自由和个性解放。
——摘编自王寒松（中西人文主义精神比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7世纪前后西欧世俗王权地位的变化并简析其历史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西方人文主义精神的异同。
材料一 在“前轴心时代”,中国和希腊的文明对今天东、西方世界就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其特质也表现出种种差异。中国的哲学家通过经验进行理论概括,运用关联思维和分类配位模式产生哲学思维,古希腊先哲则运用思辨和理性分析进行哲学思考。中国神话传说注重历史传闻,这是由现实生活中注重祖宗崇拜所决定的,而且中国特别重视对历史的记录,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资料。整个“黑暗时代”的希腊,几乎没有文字记录,留下的只有荷马史诗等口头文学作品,充满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古希腊神话传说具有浓重的人性色彩,这是现实生活中英雄崇拜的结果。所以中国古代文明与希腊文明相比,其浪漫色彩不足而现实精神有余。中国人使用了以象形文字为主体的文字体系,希腊人则使用以字母拼写为表述手段的文字体系。
（注: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3世纪被学者称为“轴心时代”）
——摘编自范毓周、王志轩《前轴心时代的中国与希腊——早期中西文明比较研究论纲》
材料二 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不同类型的文明所构成的共同体。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在创造着自己的文明。由于地域、历史、传统的不同,以及种种现实因素的影响,不同区域、不同时期、不同传统的人类社会共同体,总是在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以及相应的语言、哲学、法律、技术等文化体系方面,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独特性,整个人类文明表现出鲜明的多样性。
——摘编自汪水英、王秋雷《“和而不同”:尊重世界文化与文明的多样性》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前轴心时代中国文化与希腊文化的不同之处。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造成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因素。
材料一 以血亲为基础的埋葬制度、礼制及精神信仰、祖先崇拜及祭祀礼仪，与血缘组织密切相关的家族政治，构成了中国早期文明的底色，且最终完成对中国早期区域文明整合的主体还是中原文明。首先是位于中原腹地的二里头文化（夏朝文明）强势勃兴，随后雄踞大中原的商周文明又接力扩展。东周时期列国争雄，同时又蕴含着强烈的统一趋势，文化上反倒有深度的互动交融。秦汉帝国则完成了中国八大核心文化区的政治统一，并持续扩展到周边更广大的一些区域，文化上也日益趋同，奠定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基础。
——摘编自戴向明《中国史前社会的阶段性变化及早期国家的形成》
材料二 汉承秦制。汉代统治者继续开疆拓土，经过不断的开拓和经营，汉朝建立了一个东起东海、西到巴尔喀什湖、南抵南海、北至贝加尔湖，由多民族共同组成的统一国家。刘邦建汉后，实行无为而治。后随着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在叔孙通、陆贾等人的劝谏下，逐渐重视儒家思想。至汉武帝时，最终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秦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后，其辖境内民族统称为“秦人”。汉朝建立后，国力不断强盛。在与匈奴、诸羌、西南夷、百越和西域诸国进行交往的过程中，各邻国和邻族逐渐称汉王朝的使者为“汉使”。到东汉时，汉民族已有“汉人”之称。
——摘编自段红云《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对中国各民族形成与发展的意义》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其成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秦汉时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与发展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