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摩诃婆罗多》这一书名的意思是“伟大的婆罗多族的故事”，全书共分18篇，以列国纷争时代的印度社会为背景，叙述了婆罗多族两支后裔俱卢族和般度族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斗争。《摩诃婆罗多》的成书时间约为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4世纪，处在印度从原始部落社会转化为国家社会的时代，也是婆罗门教向印度教转化的时代。该书用梵文写成，采用对话体，共有10万颂（每颂为1节双行诗体），篇幅相当于《罗摩衍那》的4倍，书中插入了各种神话传说、寓言故事以及宗教教义、哲学、政治、律法和伦理等论述（约占全诗篇幅的一半），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史诗，著名的印度教哲学经典《薄伽梵歌》就是其中的插叙之一。
——摘编自朱维之主编《外国文学史（亚非卷）》等
材料二 汉代以前，我国史籍中就已经出现过有关印度的记载，但大多是神话传说。汉代以来，印度的历史及社会情况成为《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官修史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同时，民间的许多著述也对印度有所涉及。这些著述往往因为作者缺乏切身体验而对印度的描述多有误解。中土僧人之西行求法活动，在西晋及南北朝时期为数不少。法显到达印度之时，正当笈多王朝后期。他在《佛国记》中对于印度公元5世纪之前的历史，特别是佛陀时代、孔雀王朝以及笈多王朝早期历史，都作了记述。有日本学者表示：“《佛国记》为一千五百年前之实地考察的记录，凡关于中亚、西亚、印度、南海诸地之地理、风俗及宗教等，实以本书为根本资料......其年代与事实之正确及记述之简洁与明快，亦远出于《大唐西域记》之上。”
——摘编自杨维中《法显与<佛国记〉》
(1)根据材料一，概括《摩诃婆罗多》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文献中出现有关印度的历史记载的原因。
①重视教育 ②科学技术 ③勤俭节约 ④高效作风
| A．①② | B．①③ | C．②③ | D．③④ |
材料一16—18世纪，欧洲的思想家从来华传教士反馈的图像中“发现”了中国，其中法国的表现尤为特殊。17世纪末到18世纪70年代，法国知识界围绕着中国文化展开了研究和争论，典型如伏尔泰与孟德斯鸠关于中国文化之争。伏尔泰向往贤明而仁慈的君主，当他从耶稣会士笔下看到中国皇帝形象时，自认为找到了开明君主典范。伏尔泰认为“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孟德斯鸠不否定中国文化中有积极的一面，但他认为要坚持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就必须与中国划清界线。在孟德斯鸠看来，中国的法律所强调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其间有许多刑罚条款却少有正义、平等、自由的内涵。值得注意的是，伏尔泰和孟德斯鸠所接触的中国材料基本上是一样的，但他们却对中国文化给予了截然不同的评价。
——摘编自严建强《“中国热”的法国特征及其解释》等
材料二1840年前后中西文化交流再次开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统治阶层为了解西学，设立了专门的官方翻译机构。其中历时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京师同文馆，译书主要涉及数学、物理学、化学等基础科学，以及与工业制造有关的冶炼、造船、化工等应用科学。1895年后，译书之风大盛，不但一些知识分子翻译出版西书，形成了翻译群体，各种社团、报刊也加入这股译介西学的洪流。这一时期成就最大、影响最深的西译家首推严复。他先后翻译了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原富》、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群学肄言》等10多种西方著作，在当时的思想界影响极大。有学者认为，严复所译的著作要比一大批传教士与洋务人士30年间所出的全部作品和书籍，更能适应这时代的要求。
——摘编自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17—18世纪法国思想家关于中国文化争论的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晚清时期中国翻译活动发展的特点，并简析其背景。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认识。
材料一 1737年出版的《莱布尼茨哲学发展史》指出，莱布尼茨思想有两个源头，一是西方的柏拉图，二是东方的中国哲学。1773年霍尔巴赫在《社会的体系》中赞美孔子对政治与道德结合，以至于“在中国，理性对于君主的权力，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功效”，他主张以德治国，要求“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模范”。汤因比（1889-1975）和池田大作（1928-2023）研究发现，欲使破碎的世界整合，唯有靠中国而不是西欧或西欧化的国家，中国宗教世界观中存在的人道主义，如佛教所具有的合理主义，道教顺其自然的直感，将使中国文化为世界统一的文化主轴。
——摘编自王文科、白风城《论中国文化哲学对近代欧洲的影响》
材料二 “五四”前后，以杜亚泉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和以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新文化派围绕东西文化差异等问题展开了一场大的争论。有学者认为其论战的实质是文化的时代性和文化的民族性之争。
| 派别 | 主张 |
| 东方文化派 | 西洋社会为动的社会，我国社会为静的社会。由动的社会，发生动的文明，由静的社会，发生静的文明。 我人今日在迷途中之救济决不能希望于自外输入之西洋文明，而当希望于己国固有之文明。此为吾人所深信不疑者。……救济之道，在统整吾固有之文明：其本有系统者，则明了之；其间有错出者，则修整之。 ——杜亚泉 |
| 新文化派 | 一般所谓东洋文明和西洋文明之异点，实在就是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的特点。 ——常燕生 |
| 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迁就。若是决守旧，一切都应该采用中国的老法子，不必白费金钱派什么留学生，办什么学校，来研究西洋学问。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 ——陈独秀 |
材料三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通过实现对文化建设的全面领导，使社会主义文化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需要，取得了“文化立国”的历史成就。至1965年，全国已有县级文化馆2598个，城乡影剧院2943个，县级以上图书馆562个，群众艺术馆62个，乡镇文化站2125个，广播电台、电视台，报社、出版社等机构遍布全国。在新中国成立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先后推出了一系列文艺作品，当中许多作品脍炙人口，走向世界，成为世所公认的“红色经典”。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领导文化建设之路的探索以“文化富国”所体现，文化产业获得了快速发展，文化成为繁荣国民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文化富国”还表现在文化在提升综合国力、国家软实力与国际竞争力上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明确将“文化强国”上升为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总纲与国家意志。“文化强国”的全面实践，意味着党领导文化建设步入了历史新阶段，与近代仁人志士的“强国梦”形成了历史呼应。
——摘编自韩晗《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演进与实践路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对18世纪欧洲的影响，说明“欲使破碎的世界整合，唯有靠中国（文化）”的根据。(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东方文化派和新文化派的观点分别给予评价。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取得“文化立国”历史成就的原因，并概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领导文化建设从“文化富国”到“文化强国”的必然性。
材料 明清之际，西方数学和天文学的传入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引进与反引进的斗争相当激烈。清初学者梅文鼎认为“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明何分新旧”，“务集众长以观其会通，毋拘名相而取其精粹”。梅文鼎毕生研究数学和天文学，著述繁富。梅文鼎对于当时的中西数学进行了相当全面的研究，几乎涉及初等数学的各个领域。在梅文鼎之孙梅毂成编选的《梅氏丛书辑要》中，收集了梅文鼎的数学著作13种共40卷，这些著作对当时已传入中国的算术、几何、代数、三角、比例规、纳皮尔算筹等西方数学知识，作了系统的整理和全面的阐述，并且取得了一些独创性的研究成果。梅文鼎的数学著作常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来叙述比较复杂的数学问题，正如清中期学者阮元所说，“其论算之文务在显明，不辞劳拙，往往以平易之语解极难之法，浅近之言达至深之理，使读其书者不待详求而又可晓然”，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梅文鼎的数学贡献。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梅文鼎取得数学成就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