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万历十年（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教，中国少数上层士绅开始接受他所带来的天文学、数学和地图学等知识，但排斥天主教教义。此后，小规模的“西学东传”一直存在。康熙晚年，清王朝因罗马教廷禁止中国教徒崇拜祖宗、崇拜偶像及拒用“上帝”译名等“礼仪之争”而开始限制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雍正皇帝甚至怀疑传教士的动机，担心民众受其蛊惑而影响到法令的推行，于是全面禁教，“西学东传”基本中断。
——摘编自杨晓娟姜红明《中国现代化演进的历史向度：从西学东渐到文明创生》
材料二 法国学者谢和耐把这个时代（明末）的典型特点概括为如下方面：
“以银锭为基础的商业经济的飞跃发展，这种发展又与从日本到暹罗和菲律宾的整个东亚海上贸易的巨大发展相吻合。”
“所有领域（农业、纺织、瓷器、印刷术等）中的生产技术大发展。”
“社会变革、城市生活的发展，由大小商人、山西的富裕店商和新安商人组织成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出现。”
“短篇小说《三言》和《二拍》、长篇小说（1570年左右的《西游记》和1619年左右成书的《金瓶梅》）与剧的发展，这种发展在明末出现了令人仰慕的新生。”
“具有技术和科学特点的著作日益增多……”
——摘编自罗本琦方国根《明末“西学东渐”的缘起申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明末西学东渐出现的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明末西学东渐的影响。
材料一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出现了第一次高潮，天主教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充当了桥梁和纽带。1582~1644年为初步发展阶段，1644~1722年为发展和繁荣阶段，1723~1795年为日趋衰落阶段。一批诸如《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浑盖通宪图说》《乾坤体义》《远西奇器图说》《火攻挈要》等关于西方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和地理学等书籍传入中国。顺治初年，清政府任命德国耶稣会会士汤若望为钦天监负责人。传教士主要是以个体或小群体的方式在中国传播天主教。中国学者如徐光启、李之藻等和耶稣会会士利玛窦等来往密切，对于各种学问有精深的研究，此后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喜读经世致用之学。同时，使中国知识界认识到并非只有中华文化高明，西方科学文化也有不少地方值得中国学习。出于对神学的偏见，一些反映近代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如从伽利略到牛顿的科学体系，以及培根、笛卡尔的思想方法等均未能传入中国。当时西学的传播局限于中国社会的上层（官员和知识分子圈子里），入清之后，甚至更囿于宫廷之内。
——摘编自林延清《试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分期、特点与历史作用》
材料二 16~18世纪，代表中国精神文化的儒家经典、文学作品被传教士译介到西方，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历史现象被学界称之为“东学西渐”。当欧洲的工业革命尚未开启时，在传统社会的框架内，西方国家很难战胜中国。这迫使西方传教士在中国采取和平的方式，而不能重复在美洲的武力传教。与此同时，依附于传教活动的文化交流，得以在平等的基础上展开，中国文化才能走进西方，并被正面接受，而未遭受歧视。传教士除了译介大量代表中国文化的文本到西方外，还按照耶稣会制度要求，定期以书信形式向总部汇报传教情况，这些书信的内容也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渠道。当时欧洲强烈需要借助外部因素冲破旧社会藩篱、摆脱教会束缚、批判封建专制并建立开明统治。为达到上述目标，欧洲人将目光转向海外，最后聚焦于“高于欧洲的中国文明”，期待从中汲取发展的力量，在有关中国的文献中寻找他们所需的材料，并对此加以阐述、积极推广传播，为自己社会的改革创立理论，制造舆论。
——摘编自郑朝红《16~18世纪“东学西渐”重探：动因与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之际西学在中国传播的特点，并对其进行评价。(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6~18世纪“东学西渐”的主要原因。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西文化的认识。
材料一 1756年，伏尔泰发表《风俗论》，将中国列为最古老的民族，并盛赞中国的高度文明与繁盛，得到欧洲启蒙哲人的广泛认同。魁奈则说道： “中国人不区分道德和政治，在他们看来，良好的生活技艺即是良好的统治技术，所以伦理学和政治学合二为一。”雷诺多发现“哲学家在中国比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更有权力”，所以中国的政治具有一种“哲学王”色彩……这种“开明专制”可以避免政治的混乱和动荡，使政治制度更加稳定可靠。伏尔泰声称，中国的政府官员只有经过几次严格的考试才能被录用，很难想象有比它更好的政府。经过传教士与启蒙思想家的传播， “以学识孕育政府”成为法国社会的新理念。1791年，法国传统的封建等级制逐渐发展为专家治国的官僚政治。
——摘编自张慧《 “中学西渐”推动近代法国政治变革》
材料二 中世纪以来，特别是自全球史开始以来，东西方力量对比和国际格局的变化说明“西方中心论”其实是缺乏历史支撑的，好像“皇帝的新衣”。如果从更远的世界大历史来看， “西方中心论”更像是一个“新事物”，甚至是偶然现象。以历史事实说话，无异于是对“西方中心论”的釜底抽薪。
——摘编自李兴《世界史“西方中心论”破解与“三大体系”构建初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8世纪法国“中学西渐”的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驳斥“西方中心论”。
材料一 一般认为佛教是在东汉明帝遣使求法后传入中国的。但在此之前，佛教已从西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翻越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脉传入中国内地及西藏、云南等地，为外来商人提供服务。传播期间，常发生僧侣与道士斗法取胜的故事，这为佛教吸收了众多权贵的皈依。经过两百多年，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在佛教传播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译经活动。起初主要由私人支持的外来僧人主持，东晋道安和尚则是本土僧人主持译经的第一人，而唐朝玄奘和尚主持的译经活动则是历史上的一个顶峰。译经过程中，不仅突出了孝道观念，还将轮回报应的重点从来世报转移到报在子孙。此外，汉译经书还强调前世福报和转轮圣王，为帝王的庄严、王朝的更迭和帝王的世袭提供了有力论证。
——摘编自方永《试论佛教中国化》
材料二 唐初实行均田制，“凡道士给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并保留其免赋役等特权。虽有韩愈等指出佛教的弊端，但并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至唐武宗会昌年间，反击回鹘的战争和平定刘稹叛乱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农民或弃乡逃亡，或铤而走险，或遁入空门，社会闲散人员、无业游民也多皈依寺院。会昌二年（842年），武宗在道士赵归真等的劝说下下诏：“令天下僧尼中犯罪和不能持戒者尽皆还俗，行咒术、妖术等者同禁”，并要求“天下废寺，铜像、钟磬委盐铁使铸钱，其铁像委本州铸为农器”。会昌五年（845年），武宗不仅“令年五十岁以下僧尼还俗”，还敕令“大秦穆护、袄僧皆勒还俗，递还本地充纳税百姓。如系外国人，即送回国”。据统计，会昌年间“天下凡还俗僧尼总计二十六万零五百人。皆收充为国家纳税之编户齐民”。
——摘编自齐倩楠《唐武宗“会昌灭佛”的历史原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佛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会昌灭佛”的原因及其影响。
材料一 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上接夏商周特别是西周时的礼乐文化，形成了“和而不同”的诸子百家之学，产生了不同的学派后来的中华文化都可以从诸子百家之学中找到原始的基本论点，即文化基因。汉代以后，中国历史上就逐步形成了以汉族为主的文化共同体，之所以说是以汉族为主体的文化共同体，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汉族和少数民族都为祖国的疆土的开发、建设，为中华文化传承、发展做出了贡献，汉族与少教民放文化相互交流、融合、会通，构建了中华文化的家园，其中积流着民放的智思、民族的价值尺度、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具有自身的特性。
——张岂之《深刻认识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
材料二 1840年以来，中国文化迈入从传统走向近现代的转型，19世纪未，从康有为到孙中山，仁人志士从西方文化体系中寻找救国良方多方努力，但均未成功；20世纪初，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同样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后，才使中国最终摆脱百年困境，走向独立富强，中国人之所以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与此同时实践也证明了中间文化出路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与中国固有文化体系二者结合，并不断吸纳全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以使中华文化体系能与时俱进，永存活力。
——摘编自曾加荣《中国传统文化概要》
材料三 当时欧洲知识分子正被有关传说中的遥远的中国文明的许多详细的报道所强烈的吸引住……中国由于其儒家的伦理体系，为政府部门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对学问而不是军事才能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艺品如瓷器、丝绸和漆器等开始被推崇为模范的文明。
——摘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1)恨据材料一，概括中华文化的特点。(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文化在近代发生的新变化。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
材料一 明末清初来华的传教士一般都有译著，共成书400余种，其中科学类占130余种，其中利玛窦、汤若望、罗雅谷、南怀仁等四人的译著即达75部。翻译形式比较多样，既有全文翻译，也有节译和编译。
下表为明末清初传教士的科技译述（1584年—1790年）
16世纪 | 17世纪 | 18世纪 | 总数 | 百分比（％） | |
数学 | — | 16 | 4 | 20 | 14.6 |
天文 | — | 83 | 6 | 89 | 65 |
物理 | — | 6 | — | 6 | 4.4 |
地质 | — | 3 | — | 3 | 2.2 |
生物和医学 | — | 8 | — | 8 | 5.8 |
军事科学 | — | 8 | — | 8 | 5.8 |
杂录 | 1 | 2 | — | 3 | 2.2 |
总计 | 1 | 126 | 10 | 137 | 100 |
——摘自马祖毅《中国翻译通史（古代部分全卷）》整理
材料二 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的来华，为中世纪晚期中西文化的交流开创了新局面。例如，利玛窦开始传教时就注重与各级官员、文人交往，宣扬欧洲的文物和制度，介绍西方的科技知识，深得地方绅士的尊重。同时，为了获得士大夫的好感，取得立足之地，这些传教士们入乡随俗地认真学习、钻研中国的经典“四书”和“五经”。同时，为了让更多的欧洲人了解中国，他们着手翻译、诠释儒家经典，把他们介绍到欧洲。当利玛窦居住在南昌的时候，就已经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并配以简要诠释，寄回意大利，供来华教士学习参考。通过传教士的译介，中国文化对莱布尼茨的古典思辨哲学、伏尔泰的自然神教和魁奈、杜尔哥的重农学说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这个远处东方，具有和欧洲完全不同气质的辉煌文明的大国，经过耶稣会士的译介，便成为启蒙运动者吸取力量的源泉。可以说，中国优秀的文化通过传教士的翻译工作传到西方，不仅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东方世界的文化格局，而且以强大的辐射影响着世界文明的进程。
——摘自马振涛《“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末清初“东学西渐”对欧洲的影响。
材料一在从500年至1500年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中，西方是欧亚大陆的不发达地区。我们已看到，这种不发达与中国的发达比较起来，证明是一种优势，因为中国的发达起了使自身的发展速度放慢的作用。中国人享有高度发展的文化、先进的工艺、大规模的商业、以功绩为基础的有效的官僚机构以及提供社会凝聚力和思想理论基础的儒家信仰。中国人很自然地认为他们的文明优于其他任何文明，并认为外国人是“野蛮人”。这种态度虽然是可理解的，但却使中国人在一个巨变的时代没有发生变化。相形之下，西欧人拿来中国的一些发明，充分发挥这些发明的潜能，并将它们用于海外扩张。这种扩张反过来又引发更多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化。最终结果是中世纪文明转变为现代文明，而欧洲人则成为先驱者和受惠者。这一模式表明，历史的发展并不像通常所说的“一事成功百事顺”，人类学家们将此称为“受到阻滞的领先的法则”。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17—18世纪，中国古代的主要经典和儒家学说，通过传教士的介绍、研究，在欧洲知识界和上层社会得到了流传和宣扬，成为伏尔泰等启蒙运动者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中国历史上传统的仁君统治和大一统的思想，更是主张开明君主专制的启蒙思想家反对欧洲王权所追求的社会楷模。（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
——摘编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1)根据材料一，指出公元500年至1500年间中国文明在哪些方面优于世界文明。
(2)根据材料一、二，概述中国元素为世界文明的转变所做的贡献。
(3)根据材料概述“受到阻滞的领先的法则”的基本含义。结合所学分析1500年后中国文明“受到阻滞”的因素。
材料一 公元8 世纪前后，东亚国家对中国文化的大规模移植与受容，将东亚国家与中国在语言文字(汉字)、思想意识、社会组织(律令制度)、物质文明(科学技术)上联成一气，形成一个以中华帝国为文化源的有序结构系统。
材料二 虽然构造于东亚世界的中华文化圈在地理上以中国本土为中心,在文化基本要素上以中华文化为母本,但中国文化与东亚国家文化的交往,绝不仅仅是高位文化向低位文化的自然流注。东亚国家如日本在唐代曾多次派出遣唐使。遣唐使成员都是经过严格选拔的饱学之士或有某种高超技艺的人才,他们在完成外交使命的同时,还以极大的热情,如饥似渴地学习唐文化。东亚国家对唐文化的主动摄取,鲜明地昭示了中华文化圈内诸文化丛的组合是有机的组合,而非机械地拼凑出的组合。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当时东亚国家移植与“接受”中华帝国文化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其具体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说明中华文化圈的特点并分析中华文化在中华文化圈中的地位。
材料一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以学术作为传教的先导，带来了迥异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的科学和哲学思想。一些进步知识分子被西方学术所吸引，渴望得到摆脱社会危机的启示。统治阶级中的某些人也企图通过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维护皇权和大一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明末的徐光启和清初的康熙皇帝。这些活动影响和启发了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促进了中国学术思想由古代向近代的转变。
——摘编自吴乃华《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
材料二 1840年的鸦片战争，古老中国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人被迫感悟到这样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落后就要挨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代表了一批先进的中国人的呼声，为此了解西方，走向世界，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西学输入，或由政府规划，或出个人胸臆，尽管他们终极目标各有不同，但从中国实际出发，比较中西异同，引进西学改造中国的操作原则却有相通之处。中国社会的变动曲线，也就成了西学东渐的主线。
——摘编自熊月之《晚清西学东渐史概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得以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晚清西学东渐的主题。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末以来西学东渐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材料一 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春秋战国时期，面对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对西周礼乐文明进行多方面阐述，形成了儒家文化的思想核心。到战国时期，一大批思想家著书立说，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百家争鸣”局面出现。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大放异彩，成为后世思想文化的源头。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思想史》上卷等
材料二 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正当法国进步思想家们从旧的神人关系向新的人人关系过渡，而急切寻求新的思想、新的视野的时候，中国文化恰恰被传教士们介绍过来，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开始了对法国的传播，为启蒙思想家们在政治上反对专制和特权、在思想上反对宗教神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和极其有力的思想武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便引用过孔子的格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摘编自吴星杰《中法文化交流与儒学在法国的传播》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文化内涵，并分析这些主张产生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儒学传入欧洲的原因及其对近代欧洲产生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