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都是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每一种文明都是独特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
——习近平2014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摘编自陈恒《文明的汇聚与传播—古代世界文明之交流》）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的相关知识，自拟一个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阐述。（要求：明确写出论题，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不能重复材料）材料 西方学者弗兰克和吉尔斯在《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一书中提出：“当代世界体系有着至少一段5000年的历史。欧洲和西方在这一体系中升至主导地位只不过是不久前的一段也许是短暂的一事件。因此，我们对欧洲中心论提出质疑，主张人类中心论。”世界的历史是各个民族共同书写的历史，西方的强大只不过是近代以来的事情，而这种强大原因之一就是西方不断地向东方学习。文艺复兴前几百年中，世界的中心是阿拉伯文明，文艺复兴启始阶段就是意大利人学习阿拉伯文，从阿拉伯文中翻译回他们已失的经典。在佛罗伦萨的顶楼上发现了希腊文献的手稿以后，文艺复兴的重点才回到意大利本土。
——摘编自张西平《18世纪西方的“中国知识热”需要再来一次吗》
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世界史知识，自拟论题，并对所拟论题进行阐述。（要求：论题明确，表述成文；持论有据，阐述充分；逻辑清晰。）
材料 西周的基本社会单位是亲缘与类亲缘的族，而不是地缘的“邑”。族与族之间的关系经由婚姻与宗法维系，因此周人注重宗法伦理，也注重族群之间的外婚。封国分邑的人口也以“族”成群的配属而构成一个一个斯的集团。国与邑都可以迁徙，其地著性并不强烈。因此西周的封建国家并不建立于领土主权之上，而在于领有一群人口。这种共同体对于宗族的依赖，使个别共同体合成的集团凝聚的向心力大于分裂的离心力。这一具有包容性的发展模式，发展之极致则为无所不包的普世体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于是政治秩序与文化秩序相重叠，成为“天下”。西周的“天”是普世性的，遂不能有特殊偏爱的选民。
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前半段，两河流域已发展了青铜文化，有若干超级村落已团聚于附近地区，组织成为苏美尔城邦。这些城邦遗址上有神庙、宫殿，宗教组织在城邦中拥有公权力，他们调动城邦资源，从事集体的远程贸易，换取当地缺乏的物质，也为城邦成员分配集体的资源。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后段，在两河下游的城邦中，比较强大的城邦成为中心，组织若干城邦成为联盟，并以盟主的城名为朝代名称。宗教的僧侣与祭司仍保持相当可观的经济权力。也仍是集体意识的精神中心。在公元前18世纪时，两河流域的政治体制与经济网格均见扩张，而且也更复杂。但是城邦仍保持强烈的个体认同。两河的众神均由城邦共同体的守护神演变而来，众神的神祇会议中，个别城邦均有其代言人，众神之间也难免有“斗法”之事。
——摘编自许倬云《观世变：论中国文化的特质》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代两河流域与西周政治与文化的不同。(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古代东西亚文明产生差异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