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阿拉伯人通过将实力雄厚的部落结为联盟,加强了统治。在进行统治时,阿拉伯人并不拘泥于民族,而是以伊斯兰教为纽带把各个民族维系在一起,通过这种方式,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建立了合作机制。这样一来,实现了由通过军事征服的“征服时代”向从事经济活动的“经济时代”转型。……阿拉伯帝国的中心从与地中海相连的地区向与印度洋相连的地区转移,印度洋被纳入阿拉伯帝国的版图,同时,阿拉伯帝国的经济活动中心也从干燥的地中海,转移到干燥地带和湿润地带的连接处,并进入将东非、西亚、印度、东南亚、中国南部连在一起的印度洋,阿拉伯帝国转型成为陆地和海洋的大商业帝国。
——摘编自(日)宫崎正胜《大国霸权:5000年世界海陆空争霸》
材料二 古代中国与阿拉伯作为亚洲两大异质文明的载体,通过贸易上的相互弥补,器物文明层面的彼此借鉴,宗教文化方面的交流融通,发掘和吸纳有益养分,满足各自所需,从而推动了社会发展和进步,也对世界文明作出巨大贡献。
——摘编自王铁铮《历史上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交往及其影响》
(1)根据材料一及所学知识,概括阿拉伯帝国统治的主要特点,并分析其兴起和发展原因。(2)根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用史实说明古代中国和阿拉伯推动了社会发展和进步,也对世界文明作出巨大贡献。
材料 西周的基本社会单位是亲缘与类亲缘的族,而不是地缘的“邑”。族与族之间的关系经由婚姻与宗法维系,因此周人注重宗法伦理,也注重族群之间的外婚。封国分邑的人口也以“族”成群的配属而构成一个一个斯的集团。国与邑都可以迁徙,其地著性并不强烈。因此西周的封建国家并不建立于领土主权之上,而在于领有一群人口。这种共同体对于宗族的依赖,使个别共同体合成的集团凝聚的向心力大于分裂的离心力。这一具有包容性的发展模式,发展之极致则为无所不包的普世体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于是政治秩序与文化秩序相重叠,成为“天下”。西周的“天”是普世性的,遂不能有特殊偏爱的选民。
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前半段,两河流域已发展了青铜文化,有若干超级村落已团聚于附近地区,组织成为苏美尔城邦。这些城邦遗址上有神庙、宫殿,宗教组织在城邦中拥有公权力,他们调动城邦资源,从事集体的远程贸易,换取当地缺乏的物质,也为城邦成员分配集体的资源。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后段,在两河下游的城邦中,比较强大的城邦成为中心,组织若干城邦成为联盟,并以盟主的城名为朝代名称。宗教的僧侣与祭司仍保持相当可观的经济权力。也仍是集体意识的精神中心。在公元前18世纪时,两河流域的政治体制与经济网格均见扩张,而且也更复杂。但是城邦仍保持强烈的个体认同。两河的众神均由城邦共同体的守护神演变而来,众神的神祇会议中,个别城邦均有其代言人,众神之间也难免有“斗法”之事。
——摘编自许倬云《观世变:论中国文化的特质》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代两河流域与西周政治与文化的不同。(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古代东西亚文明产生差异的因素。
A.巴格达成为希腊化世界的中心 | B.阿拉伯帝国沟通东西方文化交流 |
C.拜占庭文明影响到奥斯曼帝国 | D.日耳曼人注重吸收欧洲传统文化 |
A.国家大事由人民大会决策 | B.国家治理具有原始民主遗风 |
C.长老会权力不及人民大会 | D.国家机构建设逐渐走向健全 |
材料一 1891年古文物专家詹姆斯.狄奥多尔·本特写道:“我对这地区的废墟古物没有多少信心。我认为,它们都是本地的。”可在挖出四只皂石鸟后写道:“(这些艺术品)似乎弹奏着古代地中海文明的弦……句话绝不是非洲的。”
——《废墟的真相》
材料二 1905年,考古专家兰德尔·麦克维尔,他仔细考察了这片遗址,对遗址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发掘。他郑重宣布:大津巴布韦“毫无疑问,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属于非洲”。他还指出“许多人都会哀叹一段罗曼史的破碎,但可以肯定,一个冷静清醒的头脑看到的并不是什么罗曼史,而是一个失落已久的历史文化遗产。”
——《所罗门王的宝藏》
(1)根据材料一,本特的观点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对非洲文明的认识有何错误倾向?
(2)材料二中麦克维尔的考古结论是什么?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材料中“罗曼史”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