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此后，西欧国家争相在美洲进行殖民扩张和掠夺，造成印第安人大批死亡。欧洲殖民者掳掠非洲黑人，贩卖到美洲为奴。欧洲人因各种原因也大批远涉重洋，到达美洲。随着西方工业化的开展，对原材料需求以及金矿的发现，英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的人不断来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明清时期，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生齿日重，地狭人稠”。郑和下西洋之后，东南沿海民众不断前往东南亚、印度洋一带谋生，这一现象被称为“下南洋”。19世纪，东南亚锡矿的开发，橡胶园的开辟，北美、澳洲、南非的金矿开采和铁路建设，南美洲种植园的拓展等，都需要大量的劳力。19世纪30年代，由英国殖民统治者组织首批印度“契约劳工”到达海外，此后，印度人大规模前往海外。1860年，清政府被迫允许列强在中国招募华工出国，形成了前往美洲及大洋洲的“苦力贸易”。19世纪末，拉美国家鼓励外国移民进入，日本地少人多，很多人为改变命运移民拉美。

材料二   16-20世纪世界人口的跨地域转移路线图

材料一   明朝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全国有在籍人口6，069余万，清朝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已达33，370余万。同一时期，我国每人平均占有耕地面积从明朝中叶以前的十几亩，甚至几十亩，下降到清朝中期以后的两三亩。明朝末年文学家冯梦龙说：“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何以养之？”清代学者任启运也说：“身生子，子生孙，齿日繁，粮日困，亦必然之势也。”清代学者洪亮吉则说：“今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所入者愈微，所出者愈广，于是士农工贾各减其值以求售，布帛粟米又各昂其价以求出市。”

——摘编自张敏如《有关明清时期人口思想的几个问题》

材料二   马尔萨斯（1766～1834年）生活的年代，英国人口恰逢增长率的高峰与死亡率的低谷，总人口增长十分迅速。与此同时，拿破仑战争导致的封锁状态与国内农业生产缩减，工人阶级生活水平下降等共同作用，导致国内出现饥荒，工人反抗等社会危机。此时马尔萨斯提出了“两种抑制”的极具争议性的人口学说。“两种抑制”是指抑制人口数量的两种不同机制：预防性抑制，是通过晚婚晚育来控制人口增长；现实性抑制，是人口无节制增长，直到不断增长的贫困导致饥荒、瘟疫、战争等引起人口死亡率的上升。对于两种限制人口增长的手段，马尔萨斯更倾向于预防抑制。马尔萨斯还试图用工资收入的解释框架来诠释人口变动的原因，认为工资增加带来的食物丰富，会使死亡率下降；当货币工资相对于食物价格下降时，死亡率又会上升。相对死亡率，他认为在货币工资增幅低于食物价格增幅的情况下，赡养家庭的困难增加，人们会不愿结婚从而导致出生率下降，而工资上升则会诱导人们过早婚育，从而导致出生率上升和人口增加。

——摘编自谭磊《试论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的人口思想》

材料一　近代中国国际迁移流的形成集中于沿海地区,国际迁移的流向主要从闽粵两省流向诸迁入国。

——朱国宏《近代中国大规模的国际迁移:1840～1949》

材料二　辛亥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推动南洋华侨对中国的向心力。1928年,新马华侨为声援国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济南惨案”而发动反日运动,这次运动深入到普通的中下层华侨群体。中下层华侨移民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有朝一日衣锦还乡,在家国存亡之际,其对宗亲、家乡的关注,就更容易升华为对中国国家的认同。当地政府对华侨法律身份、政治权利的限制和经济上的排华活动,使得华侨难以认同当地政权。日本对南洋的经济扩张使南洋华侨、华商感到切肤之痛,而抵制日货成为反日运动最为频繁使用的武器。中国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国内政权统一,解决了华侨社会对政权认同的困惑,大大减少南洋社会各种派别之间的争斗。

——《从民族主义到爱国主义:1911～1941年间南洋华侨对中国认同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