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代中国人“下南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改变个人或家族的命运。据1935年中国太平洋学会对流民出洋的原因所作的调查显示，因“经济压迫”而出洋者占69.95%。当时，英国、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南洋正处于加速开发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南洋诸国为吸引华工，先后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如马来西亚联邦最大的一个州——沙捞越州，在白色拉者二世执政时期，就颁布过一个特别通告：给移民足够的免费土地种植，政府提供临时住屋安置移民；免费供给大米和食盐一年；提供交通运输工具，建立警察局保护华人安全，华人可永久居住在沙捞越等。
——摘编自张军《中国近代的移民文化》
材料二 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987年、1995年全国1%的人口抽样调查，我国迁移人口规模在1982～1987年为3053.3万，1985～1990年为3412.8万，1990～1995年为3642.6万。1985～1990年和1990～1995年的迁移人口分别相当于1990年、1995年全国总人口的3.01%和3.02%，其中暂住人口分别和当于全国总人口的1.9%和2.4%。全国流动人口总量在1982年约3000万人，1985年约4000万，据1992年“计划生育管理信息系统首次调查”结果推测为9360万。1995年的流动人口规模推测为8000万，其中在公安部门登记的有4400万，跨省流动的约3000万。
——摘编自李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人口迁移及其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人“下南洋”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人口迁移、流动的特点及社会背景。
材料一 早在西周时期，同民每年要把人口情况登记造册，上报周王。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均加强了人口管理和统计工作。秦朝建立后，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和管理，进一步规定对与人口相关的统计实行户主或本人主动中报，官府核验，以保证申报的及时和准确。汉代地方按规定向朝廷呈报“集薄”，其中最重要内容就是“户口垦田，钱谷出入”。魏晋以后，各朝实行了更严格的户籍管理与清查、统计制度。隋朝实行“输籍法”和“大索貌阅”，建立起人口档案，定期核验，严惩弄虚作假。宋朝实行类似于现在“户口薄”的户帖制度，到明朝时趋于完善，户部统一制定户帖格式，定点印制，地方官吏按户帖要求入户调查，逐项填写，其记载事项包括户类型、户主原籍和现籍、居住地、姓名、性别、年龄、人数、与户主关系、家庭财产等，英国学者卡尔津称之为“全球最先推行全国人口普查的明证和榜样”。
——摘编自陈忠海《中国古代的人口统计》
材料二 民国政府在30年代初曾有一次不很完整的人口调查，好各地人口自己到指定地点登记，只调查常住人口，且未规定标准换时间，最终调查数字是47480万，虽不太精确，但“四万万同胞”之说因此开始。新中国成立后，摸清人口状况成为开展各项建设的一个重要前提。1953年4月，政务院发出进行全国首次人口调查登记的指示，国家统计局协同有关部门组成各级人口调查登记办公室，严格按统一的简易可行的办法，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结合普选进行直接调查登记，内容主要包括姓名、年龄、民族等，确定调查标准时间为1953年6月30日24时。为使普查资料真实明行全面，及时组织了抽样复查，最终调查全国人口总数为亿人。这次比较全面科学的全国人口调查是中国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人口普查。
——摘编自孙兢新（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简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人口统计的主要特点及其成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首次全国人口普查“比较全面、科学”的主要表现，说明这次人口普查的重要意义。
材料 战争结束时，德国还控制着将近800万名强迫劳工，他们来自欧洲各地，被掳掠到德国的农场和工厂里工作。仅仅在德国西部，联合国善后救济署就照料和遣返了超过650万名难民。他们绝大多数来自苏联、波兰、法国，此外还有许多人来自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南斯拉夫，捷克。相当比例的难民是妇女和孩子。德国境内的数百万名德裔难民，让德国的情况变得更为复杂。据估计，到1945年初，德国境内大约有480万名国内难民，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德国南部和东部，他们都是为了躲避轰炸而逃出城市的；此外还有400万名德裔难民，他们来自第三帝国的东部征服地区，因为惧怕苏联红军追击而逃回国内。再加上将近27.5万名英美战俘，德国境内至少就有高达1700万名难民。这还是相当保守的估计数字，其他历史学家给出的估计数字比这还要高得多。有研究表明，战争期间的欧洲大陆，总共有超过4000万人被强迫迁徙。
——摘编自（英）基思·罗威《野蛮的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二战结束之际德国境内难民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战争对移民的影响。
材料一 中国第一次大移民发生在公元4世纪左右，原来生活在黄河流域的汉族人便成群结队地离开中原地区搬到了长江以南的江苏和安徽等地区。在第一次大迁徙的150年间，南迁的人口达到了90万人之多。
唐代的时候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移民。安史之乱期间又有一大批人离开了北方跑到南方。这次移民所移动的距离更远，跨越了长江下游的江苏、安徽等地，在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住下来。
第三次大移民发生在12世纪中期。当时的中国处在南北对峙的状态，北方女真人的金政权与南方汉族人的南宋政权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很多人为了逃避战乱移居到南方。这一次，由于浙江、江西等地在上次移民中也居住了很多人口，大批移民只能向东南的方向行走，最终走到了广东、广西、福建，甚至海南岛等更靠南的地方。
材料二 到了中国近代，最明显的是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闯关东是以山东和直隶人为主，目的地是东三省一带；走西口是以山西、陕西人为主，目的地是蒙古草原；下南洋是以广东和福建人为主，目的地是东南亚一带。这三个方向的近代移民是民间自发组织的，不是官方有目的组织的。不仅如此，一开始政府还是强烈反对的，比如闯关东。
材料三 上海大学的刘玉照教授看来，中国近代以来的海外移民潮流，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波移民产生在清朝，大量劳工迁徙至东南亚地区；第二波移民出现在晚清时期，因通商形成贸易移民；第三波是上世纪80年代所谓的“精英出走”，大批优秀知识分子赴海外留学并定居；第四波是在21世纪出现的社会富人外迁移民。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中国古代三次移民的特点及影响。
（2）结合材料二、三及所学，分析近代中国人口迁移的新特点及原因。
（3）结合材料三及有关知识，分析促使现代中国海外移民群体发生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下图为1990年出生于国外的美国人（大约1950万人）在家里使用的语言情况。
单位：万人
——摘编自余志森《试论美国文化的成因与特征》
材料二 亨廷顿的《我们是谁？》（2004年发表），通过考察“国家认同危机”的现实，揭示出因移民问题导致的“次国家认同”和“跨国认同”与国家安全的相关性。正如该书扉页强调：美国面临着自身安全的空前挑战，重新估价“之所以使我们成为美国人”的核心价值极为重要，因为没有什么比我们的“国家认同”对国家安全来说更为重要的了。在他看来，宗教虽是国家认同的最主要因素，重建宗教信仰对建立美国认同至关重要，但这还不足以确保国家安全，况且“仅靠信念无法立国”“美国面临易受外来攻击的新局面”，为此他把关注的侧重点转向了在国际上“寻找敌人”。
——摘编自余潇枫《“认同危机”与国家安全——评亨廷顿<我们是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美国文化的特征，并分析这一特征对美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2)指出材料二论述“国家认同”的角度，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亨廷顿解决“国家认同”危机的方案。
材料一 “国民”二字在清初黄宗羲等人的言论中已出现，然而并没有持续发展。到了晚清，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起来的“国民”观念从西方、日本输入中国之后，黄宗羲等人业已消失的声音重获新生。晚清“国民”二字内容相当宽泛，边界并不清晰，丰富而复杂，亦新亦旧，具有鲜明的过渡时代的特征。20世纪初，“国民”观虽然包含了西方“公民”观念的某些内涵：“国民”相对于社会上的特权阶层而存在，他们被劝告要发扬公民道德，并增进共同的福祉，保有国家主人翁意识；然而，中国的“国民”并不是被赋予权利、可以向国家提出某些特定国要求的个人，而是必须在国际舞台上捍卫国家权利的一群人。“国民”不像之后更适合用来指称“citizen”的“公民”或“市民”，它并不强调国家当中的个人，而是一种集体存在。
——摘编自李孝迁《“制造国民”：晚清历史教科书的政治诉求》
材料二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族群构成的国家，三个主要族群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均是来自周边大国或文明区域的移民，其国家的建立是由于族群冲突和族群政治分歧被动成就的。因此，新加坡致力于将多源流的移民社会整合成共同认同新加坡国家的国民社会，形成一套新加坡的“民族—国家”体系、新加坡人的公民认同和新加坡多元族群文化的地方性知识。国家通过威权政治体系从文化教育、意识形态、大众媒体等方面进行制度化建设，塑造共同价值观，培养国家认同。在学校、社区等场域中不断强化公民概念和国家认同，塑造“新加坡人”的概念，建构地方性知识，培养共同的价值观和国家情怀，让每一个老百姓都有国家自豪感，有与国家休戚与共的主人翁意识。
——摘编自赵泽琳《“多元”族群与“一体”公民——新加坡多元族群治理与公民意识塑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国民”概念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与新加坡塑造国民的差异及其原因。
(3)结合以上材料，谈谈你对国民塑造问题的认识。
材料一 自秦汉至明清，中国人口有过五次大规模的迁移，即南北朝“八王之乱”引起的“永嘉南迁”；唐代“安史之乱”后汉人大规模南迁；北宋“靖康”后北人第三次南迁高潮；明初政府屯垦戍边大规模北迁以及清代人口激增而向山地和边陲的大迁移。这些移民大潮中，越出国境向海外移民的人数不多，规模不大。明隆庆元年
（1567年）开放海禁，随着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移居海外的中国人才日渐增多，至明末清初，估计约为10万人，到鸦片战争前夕则增至100万左右。
——摘编自丘立本《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人口的国际迁移》
材料二 全球人口迁徙模式（1650—1940年）
——【美】坎迪斯·古切尔等著《全球文明史》
(1)根据材料一、从原因和流向两个方面，归纳明朝以前和明清时期人口迁移的不同之处。(2)根据材料二、简述17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的300余年间大西洋两岸人口迁徙的基本情况。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推动大西洋两岸出现上述人口迁徙现象的经济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