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哥伦布发现美洲后，大批欧洲和非洲人口涌入美洲，使美洲单一的蒙古人种的印第安人居住区成为世界上种族成分最混杂的地区。根据官方统计，1509—1550年，15480人离开西班牙前往美洲。到17世纪末，达到40万~50万。最初移居到美洲的西班牙人中，妇女很少，所以，西班牙男性和印第安妇女的同居和通婚现象十分常见。“在1514年，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的684名西班牙人中，就有64名娶了印第安妇女为妻”。在庞巴尔时期(1750—1777年)，为了尽快同化印第安人，他颁布了法令，“规定任何与印第安人结婚的葡萄牙人将获得优先的晋升机会”。结果，在美洲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种——梅斯蒂佐人。

——摘编自王学玢《浅论哥伦布发现美洲的历史影响》

材料二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移民的增长极为迅速。1965年，全球国际移民只有750万人,1990年增至1.54亿,2000年增至1.75亿,2005年增至1.95亿,2010年增至2.14亿。数据显示，2013年，按地区发展水平划分，近59%的移民居住在发达地区，发展中地区的国际移民占世界移民总数的41%。2013年，居住在北方①的1.36亿国际移民中,8200万(60%)来自于发展中国家,5400万(40%)出生于北方。

(注：①是指出于统计需要被划分为“发达”类别的国家或地区。)

——摘编自张秀明、密素敏《国际移民的最新发展及其特点》

材料一   据统计，19世纪40年代，新（新加坡）马（马来亚）地区的华侨约为4万人，1911年，英属马来亚华侨总数为916600人，其中新加坡华侨为222655人。19世纪后期，曾游历南洋的洋务派智囊马建忠记载：“埠（槟城）中督理玛·马克谓，本埠殷商，尽系华民”。同治年的《游历笔记》载，“新加坡华人皆闽广人，善贸易，绅商富户甚多。其中华街，大小店铺、庙宇、会馆、戏园、酒楼、茶店成备其间，闽人十之七，广人十之二三。”槟榔屿、新加坡先后成为南洋华工的集散地。新马地区经济的骨干行业采锡和树胶，所用几乎全是华侨劳工。

——摘编自庄国土《鸦片战争后东南亚华侨的人口结构》

材料二   20世纪70年代末，新加坡政府推广儒家伦理运动。政府规定自1984年始，在中学三、四年级的德育课程中增设儒家伦理课程。此后，还邀请海外一些著名儒学专家访问新加坡，在政府新闻界的协助下举行专题讨论与演讲。新加坡社会各界也都很重视对儒家文化的研究和弘扬。华人社团组织，如南洋学会、亚洲研究会、中华总商会等，在这一过程中都极为活跃。新加坡华人从原先全面认同西方文化，逐渐转向认同糅合马来文化、印度文化精华部分的儒家文化。

——摘编自王付兵《二战后东南亚华侨华人认同的变化》

材料一   主张人口众多以富国强兵，以增加社会财富，以承续后嗣，一直是中国社会人口观的主流。民国初期国事衰败，“人满之患”的弊端日渐暴露。《东方杂志》从创刊之初便积极刊登人口研究文章。据统计，涉及人口研究各个领域的文章多达111篇，涉及人口理论9篇，强调生育控制者41篇，人口调查15篇。文章作者群体庞大，既有专门的人口学者陈长蘅、潘光旦、孙本文、乔启明，又有气象学家竺可桢、农业学家彭家元、历史学家张荫麟。这些学者运用西方马尔萨斯人口论和社会调查的方法，反对人口增殖的传统人口观，试图通过人口品质提高、优生手段达到民富国强的目标；又在人口数据、理论框架、调查方法等方面激烈论辩。

——岳靖芝《民国时期的中国人口研究——基于<东方杂志>学界同仁论说的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人口呈现阶段性特征，人口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变化。50年代经济建设中“深深感受到不是人口太多，而是人手不足。”彼时“人多力量大”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加上受苏联鼓励人口增长的影响较深，党和政府对生育行为进行嘉奖，全国迎来了第一次生育高峰。60 年代我国人口总量达 7．2 亿，国务院首次提出计划生育。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发展依然无法满足人口众多所带来的粮食紧缺、受教育率低、就业率低等一系列隐患，庞大的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目标产生激烈冲突。国家明确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21 世纪后，我国又面临人口老龄化加剧、年轻劳动力短缺等问题，2016 年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高和荣《建立中国自己的人口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