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6—18世纪，西方基督教传教士不断东来。他们在不违背基督教教义和教规的前提下，采取了“技术传教”或“文化传教”，他们将西方的天文学、几何学、解剖学、地理学等科学技术知识，炮弹制造、天文仪器制造等实用技术传到中国。明清皇帝重用传教士，康熙曾研习西洋历算。徐光启等人与传教士合作，翻译大量西方著作。传教士将中国的儒家思想、政治制度等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欧洲社会兴起了“中国热”，启蒙思想家对儒家的治国理论推崇备至，对中国文化加以吸收和利用。

18世纪初，罗马教皇与康熙帝之间进行了“中西礼仪之争”。罗马教皇认为，中国教徒祭祖、祭孔等行为，与基督教的“一神”观念冲突。康熙帝认为，禁止中国人祭祖、祭孔干预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冒犯了皇帝的权威。1706年，康熙皇帝下旨驱逐传教士，禁止基督教传播。

19世纪中叶，随着中国国门被迫打开，西学进一步传入，一些较开明的官员如林则徐和魏源，主张学习西方。1862年，京师同文馆等新式学堂设立，清政府派遣留学生赴欧美学习。随着新式学堂和留学教育的发展，西方的一些学说在中国传播，促进了思想的新发展。

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是与人类文明从分散走向整体的历史进程共振起伏、互动互进、休戚相关的。从方式与途径的视角而言，文化交流与传播既有牧歌式的和平交往，如人群迁徙、商业往来等；也有暴力性的碰撞冲突，如刀光剑影的战争往往使人类文化面临断裂、毁坏等危机，同时这种暴力冲实在客观上也为不同文化碰撞和调适提供了历史契机。

——徐蓝、朱汉国《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解读》（2017年版）

材料一   从1715年起,沙俄东正教驻北京传道团总计有18个。传教士在这一时期翻译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茶史资料和地方史资料，甚至陪同俄国茶商深入中国内陆的产茶核心区域。19世纪时，俄国出现了许多记载俄国茶俗、茶礼、茶会的文学作品。俄国贵族的茶仪十分讲究，出现了一种名为“沙玛瓦特”的茶炊，该茶炊的用具由铜制成，工艺精美,茶碟别致。贵族们喜欢将茶倒入茶碟后饮用,饮用时嘴唇须咂咂作响，以此赞赏女主人的佳茶。来自中国的陶瓷茶具也很多。俄国贵族阶层的饮茶礼仪相当烦琐拘谨,有点夸张做作,而且也学习西欧国家贵族们附庸风雅之风,对中国的茶具、茶仪怀有浓厚兴趣。

——摘编自沈立新《略论中国茶文化在欧洲的传播》等

材料二   进入近代以来,随着外国入侵的日益加剧,外来茶叶进入中国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在这种情况下,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茶叶产量较少,出口价值下降，许多茶叶产业趋向萧条甚，至濒临破产,中国茶叶对外贸易也受到了较大的冲击。20世纪上半叶,世界大战和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茶叶出口面临更大的问题。虽然中国茶叶 在近代社会面临较为严重的冲击,但在问题的背后,茶叶的对外出口在加强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及推动我国茶文化的发展方面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张明《对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研究》

材料   文化传播受到文化的维模功能和适应功能的影响。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在他的行动体系理论中，强调了文化子体系的功能是维模，即模式之维护的功能。文化的维模功能是社会文化的基本功能之一。由于文化的这种功能的存在，在文化传播中，维模功能使文化圈对外来文化起到了一种选择作用和自我保护作用。外来文化有利于维护本土文化模式，便容易被接受，并被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营养补充到本土文化机体中去。如果外来文化对本土的文化模式具有危害性，维模功能就会起“文化警察”.的作用，竭力阻止外来破坏性文化的侵入。同时，在文化传播中，文化适应也反映了文化的一种选择性，它与文化维模原理密切相联。当一种文化传播到另一文化圈中时，它必须适应这一文化圈的文化特色和接受能力等情况。没有这种适应，传播便不能正常进行，甚至半途夭折。实际上，在传播文化过程中，不仅外来文化要适应本土文化，而且本土文化也要适应外来文化，两者彼此相互适应，没有这种相互适应，就无法达到文化的整合。

——摘编自人人文库网《浅论文化与传播的相互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