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亚历山大东征及其后继者统治西亚时期，大量建立希腊化城市。西亚被征服的波斯人被迫接受了希腊文化，包括希腊人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文艺美术，乃至整个思想意识。同时，亚历山大也接受利用了东方的宗教崇拜和王权神化思想，以及东方尤其是巴比伦的科学。传入西亚的佛教，原来没有偶像，在吸收希腊雕塑基础上，发展出犍陀罗艺术。犍陀罗艺术跟随佛教传入中国，如云冈石窟第20窟露天大佛高肉髻，广额丰颐，长目高鼻，质地厚重的袒右袈裟，衣纹凸起，具有犍陀罗造像遗风。

——摘编自周谷城《古代西亚的国际地位》

材料二：魏晋以来，士大夫纷纷寻 觅儒学以外的思想方向，他们所奉行的“三玄”之学与佛教传入的“般若性空”学说一拍即合。北魏道武帝写给佛教僧人的信函中说“冀助威谋，克宁荒服”。基于北魏太武帝灭佛造成寺庙、佛像被毁的教训，其继任者文成帝要创出一番“与天地同久”的永业，选择了开窟造像以复兴佛教的举措。早期造像犍陀罗风格明显，中后期佛像多为瘦骨清相，服饰呈现出北魏汉化后的褒衣博带。云冈石窟也有少数初唐时期的造像，如第三窟菩萨像，肌肉丰腴，明显有唐时期的雕刻特征。北魏迁都洛阳后，云冈不再是皇家礼佛的场所，民间人士参与到开窟造像的活动中来。

——摘编自钟健《从云冈石窟看佛教造像的本土化》

材料一   几则有关马车的考古发现

——据于成龙《殷墟战车何以实证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等整理

材料二   商周时期，站在战车上作战的“甲士”多是奴隶主贵族，而由“众人”“多臣”“庶民”等组成的步兵附属于战车部队。史载，前633年，晋文公“作三行以御狄”，其中“行”是独立的步兵建制。前541年，晋国魏舒在对狄人的作战中“毁车以为行”，把车兵的行军队形改成兵步的战斗队形。到战国时期，各国的步兵人数已达数十万甚至百万。有学者推测：“战车自秦代已退出历史舞台，被骑兵所替代。”后来，人们在秦始皇帝陵二号陪葬坑中发现了大型车阵，这向世人展示了秦代战车编制、装备、战术方面的丰富信息。秦代的轻型战车呈现出稳定发展的趋势，并渐已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兵种。它和骑兵、弩兵等精锐兵种处在同样的重要位置，在战场上发挥着其他兵种无法替代的作用。

——摘编自岳南《复活的军团——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之谜》

材料一   史料一   在听到上帝赋予的使命和教皇的建议后，全法兰克的主教、公爵和伯爵、强大的王公们、各层各级之人，向上帝承诺，要自己承担费用，向圣墓（位于耶路撒冷）远征……不同王国的军队将要参与到这次的旅程中来，他们来自法兰克王国和洛林，德意志人之地，还有盎格鲁人之地，以及丹麦王国。

——摘自阿尔伯特（12世纪基督教会史学家）《耶路撒冷史》

史料二   2016年考古学家在黎巴嫩近郊发现了两个乱葬坑（下图为其中一个），里面有25名在13世纪遇难的十字军的遗骸，均为年轻男性。其中9人经DNA检测，3人为欧洲人、4人为近东（巴尔干及西亚地区）人、2人为混血儿

材料二   关于十字军东征（中世纪欧洲天主教徒入侵阿拉伯世界）的记载，在当时穆斯林著作中仅有零散提及。阿拉伯关于十字军的词汇也是在19世纪中期从欧洲借鉴来，且“欧洲人模仿穆斯林，改变了欧洲衰弱落后的面貌”的观点也“甚嚣尘上”。19世纪末，阿拉伯出现了第一部关于十字军东征的系统性专著。20世纪初，巴勒斯坦、黎巴嫩、埃及、伊拉克等国的世俗或宗教领袖、诗人、史学家等通过大型集会、节日庆典、新闻媒体、历史书写等方式，纷纷宣扬古代穆斯林打败十字军和拯救巴勒斯坦的事迹，并将欧洲殖民者和犹太人称为“新十字军”。20世纪50、60年代，十字军东征相继进入阿拉伯各国的教科书，如埃及教科书指出：“现代十字军打败了穆斯林，这是他们祖先在中世纪未曾做到的，于是他们开始报仇，为一己之私，占领并强行统治穆斯林国家。”此外，阿拉伯世界还将库尔德人萨拉丁（曾收复耶路撒冷）置换成阿拉伯的领袖，通过立传及拍摄影视剧等方式向民众宣传。

——摘编自张倩红贾森《20世纪以来阿拉伯世界对“十字军”记忆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