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从考古文化遗迹看，4000—5000年前西藏昌都地区就已经存在大型古人类聚落遗址，其中包含着部分川西、滇西北地区原始文化因素和特点，与周边地区的原始文化发生了广泛的联系和交融。唐朝时吐蕃政权不断向周边部族扩张，公元7世纪，吐蕃势力逐渐深入和影响滇西北和西洱河地区，并于唐调露二年在塔城设立神川都督府。在此背景下，佛教沿滇藏茶马古道由吐蕃传入南诏统治地区，并以南诏传统宗教文化为基调，形成了独居特色的阿吒力教、东巴教等等。明初，中央王朝视木氏统治势力为防御和抵抗吐蕃势力的依托而大力扶持，木氏历征战而将统治范围扩大到滇西北、藏东南和川西等广大藏区，并实施大规模的强制性移民政策。清中后期至民国时期，随着改土归流在滇藏川等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深入推进和大量汉族移民的迁入，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渗透成为主流，其程度与范围远大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互相交融。

材料二文化遗产廊道理念源自美国20世纪80年代，是日益受到国际遗产保护届关注的保护遗产新思维与新战略。此理念以特定的历史活动、文化事件为线索把众多遗产单体串联成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廊道遗产区加以整体保护。滇藏茶马古道上千年悠久的历史积淀了灿烂的文化和丰富的遗产资源。然而，在当今全球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茶马古道及古道上珍贵遗产迅速衰竭，古道在邻近地区被人为割裂，造成古道遗产内在的历史和文化联系性断裂，破坏其文化的整体性。面对滇藏茶马古道令人堪忧的保护现实，文化遗产廊道区域化、整体性保护思想契合了古道保护的内在诉求。

材料一   吕祖谦在《白鹿洞书院记》中写道：“国初（宋初）…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士无求学之所和教学资金的严重匮乏的双重压力之下，他们仍承担起了培养人才和发展教育的历史使命。在官府找款和民间捐赠下，书院得以建立并运转。两宋期间，书院作为主要的教育机构，所授内容多为《诗《书》易》等儒家经典，到了南宋时期则侧重应举训练。书院是知识分子求学之所，也是官府养士人之场地，因此书院多聘请学识渊博、道德高尚的名师讲学问道，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下，书院的影响力不断提升。

一一摘编自陈祥《试论科举制与宋代书院的兴起》

材料二   明清时期的书院开始由原先的山林推向城市，深入民间社会。据统计，明代有1962所，清代书院有4365所，几乎遍及各府、州。这一时期的书院以其更大的自由度和灵活性，几乎完全取代官学，并肩负起藏书、祭祀的任务。秉持着“人皆可以尧舜”的理念，书院多采用门户开放讲学，力求用通俗之言，以伦理纲常解决民众人生问题、社会问题。这一时期的书院发扬了私学的“有教无类”的精神，不仅教师来去自由，学生也不受年龄、出身、学历的限制。王守仁等人提出书院教学重在“人才培养”，以矫正“追名逐利”的不良心态；清朝时期以颜元为首的学者更是认为一所好学校应以培养“实才实德之士”为己任，教学以教授生徒训法、天文、地理为主要内容，而非科举内容。

——摘编自党亭军《明清书院救学特点的演变及其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