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材料二 如何使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环境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如何求得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配合，以创造农业发展的最佳背景，这就是秦汉隋唐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域契合的原因。但是当政治需要超过经济动机的时候，政区的地理背景就被忽视了，比如元代行省与自然环境的背离。然而这种不合理现象也不能长期维持，所以明清以后又渐渐使行政区划和地理区城趋向一-致。
一一摘编自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
从材料中提取信息，自拟论题并运用所学知识论证。(要求:论点明确，论证充分，史实准确，表述清晰。)
材料一 中国古代公文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殷商甲骨卜辞中已有“令”“告”“册”等公文雏形，西周出现“命”“诰”“誓”等王命文书，分别用于授官赐爵、发布政令或训诫臣僚、征伐誓师等重要活动。但总起来看，这一时期的公文文种及数量还很有限，较为系统的行文关系尚未形成。秦汉时文书种类增加，开始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云梦秦简《内史杂》云：“有事请（也），必以书，毋口请，毋（羁）请”；王充《论衡》云：“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
材料二 唐代正式公文达到15种，更加规范，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宋代公文文种全方位增多，地方官府间及中央与地方间文书往来远胜前朝，这与地方行政机构的叠床架屋直接有关。元朝皇帝专用文种诏令分为蒙诏和汉诏，以蒙诏为主体，呈现出鲜明的等级色彩。明代皇帝专用文种新增了谕旨，可以绕开文官政府直接下达，到清代开始制度化。清代臣子有一特殊的上奏文种——“奏折”，可以直达御前，增强了保密性。
——摘编自何庄《古代公文文种变迁原因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周文书政治的特点，说明秦汉时期文书种类增加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概括唐以后文书政治的发展趋势。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影响秦汉以来古代公文文种变迁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 秦汉疆域辽阔，发达的道路系统为文书驿传提供了基本保障。秦汉时期，文书驿传制度在中央基本形成丞相府（东汉为尚书台）和典属国（汉成帝以后为大鸿胪）两级管理体制，而后者负责实际管理。在地方，郡县长吏负责邮驿机构吏员配置、过往使者接待、车马粮秣等物资供应、道路桥梁及各种邮驿设施的维修保护等；边塞地区则由都尉府、候官、部、燧分级管理。秦汉文书驿传按是否使用交通工具分为以邮行，以次行、轻足行，依《秦律》规定，“近县令轻足行其书，远县令邮行之”。按交通工具的类型则可分为以车行、以马行，传车和传马又有质量与所用马匹数量的区别。
——摘编自臧嵘《中国古代驿站与邮传》
材料二 罗马帝国的道路把罗马和各行省连接起来，形成“条条大路通罗马”的盛况。管理邮传的主要有大区长官、运输官和承包商，权利逐次下降。二世纪后，改由运输官直接管理国家邮驿系统。承包商负责地方驿站的管理事务，下设从属官员和奴隶负责具体事宜，如驿马管理、维修马车等。大驿站设施齐全且兼有旅店性质，小驿站只提供更换马匹等中转服务。驿站并非全由国家建立，一些繁华地区的旅店也会被纳入邮驿系统。罗马帝国早期文书驿传多为步行，沿军用大道每隔一定距离配备一名信使，但这种“接力传递”无法保证每位信使都能准确解释文书信息。随着驿马增多，“驿站马车”传递文书的方式逐渐普及，通过马车，一名信使即可完成任务。
——摘编自王云庆.毕牧《秦汉与罗马帝国文书驿传制度比较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与罗马帝国文书驿传制度建设的相似之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秦汉相比罗马帝国文书驿传制度的不同之处，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过程
朝代 | 宰相职位名称 |
秦 | 丞相、相国 |
汉 | 相国、丞相、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 |
隋 | 内史、纳言 |
唐 | 尚书令、纳言、内史令、中书令、侍中 |
宋 |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左右仆射、太宰、少宰 |
元 | 中书令、左右丞相、平章政事 |
明初 | 中书左右丞相 |
——据黄本骥《历代职官表》整理
材料二 明初的中书省组织庞大，职权很重，这一部门远承古代的宰相制度，近袭元朝中书省“录军国重事”的旧制。胡惟庸案不过是一个偶发的事件。问题的实质在于，朱元璋对于中书省在自己执行皇权时造成掣肘和潜在的威胁，早就高度不满和戒备。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三月，明太祖下旨，“令奏事毋关白中书省”，明显的意图是要限制中书省的职权，但这还不能从制度上根本解决问题，矛盾仍然相继出现。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因胡惟庸恃功骄纵，跋扈揽权，最终撤销中书省，废除宰相制。但是，事态的发展难以尽符主观愿望。首先是，以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来驾驭一个封建大帝国国家机器的运转，是极难做到的。仅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八日之间，收到中央和地方各部门的奏件就有1660份，其中反映的事件共有3391件。要求皇帝一一亲自批答如此浩繁的章奏，一一裁决如此众多的事件，显然是不可能的。“密勿论思，不可无人”，设置一定形式的辅政机关仍然有必要。
——摘编自韦庆远柏桦《中国政治制度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特征。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朝废除宰相制的原因，并评析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立”与“废”。
材料一秦始皇认为周朝采用的封建制，致使地方方国或封国权力过大，中央政权无法对其有效 控制，最终采用了郡县二级制的治国方式。西汉初期，刘邦吸收周代的封建制和秦朝二级制 的优缺点，形成西汉特有的既有封国存在，又采用了二级制地方行政层级的体制。到了东汉 末年，原来只是虚设的州演变成一级行政机构，三级制的地方行政层级体制就此形成。隋朝 对南北朝时期地方行政层级体制的混乱局面进行了有效治理，主要做法是撤郡、并省州县， 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二级制地方行政层级体制。唐朝进一步对州县进行合并，同时，设立 “道”来划分监察官员的巡察区域。唐后期为了边防军事需要设立方镇（亦称藩镇），道与方 镇逐渐融合，演变成了一级行政机构。于是，地方行政层级体制从原来的二级制变成三 级制。
——摘编自宋学文《中国地方行政层级体制的历史嬗变规律辨析》
材料二宋太宗吸取唐朝失败教训，“杯酒释兵权”，对节度使“收其支郡，夺其兵权，制其钱谷”， 不许地方州郡一级长官兼任一个州郡以上的职务，并派文官担任州郡长官。又以天下土地 形势，根据交通线设置路作为地方最高一级政权，路分置经略安抚司、运转使司、提点刑狱 司、提举常平司，分别掌管地方的军、政、刑、财，这四司互不统属，都直接对皇帝负责。同时，“始置诸州通判”，“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可否裁决，与守臣通签书施行”。对于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而言，行政层级少，则管理幅度大，容易失控；行政层级多，则管理链条长，效率低下。因而，地方行政层级不可过多，也不可过少，存在一个可容忍的变动区间。地方行政制度的这种内在要求，接纳中央集权演变而来的新的高层政区，必须使原有的高层政区级别逐层下降，或取消，以保持地方行政层级的相对平衡。纵观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史，县作为地方行政层级的基层政区，是相对稳定的。县以上地方行政层级，受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博弈往往处于震荡变动之中。
——摘编自成军《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层级嬗变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秦至唐地方行政层级演变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加强中央对地方控制的主要措施。综合上述材料，说明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区划层级变迁的规律。
材料一 秦汉疆域辽阔,发达的道路系统为文书驿传提供了基本保障。秦汉时期,文书驿传制度在中央基本形成丞相府(东汉为尚书台)和典属国(汉成帝以后为大鸿胪)两级管理体制,而后者负责实际管理。在地方,郡县长吏负责邮驿机构吏员配置、过往使者接待、车马粮袜等物资供应、道路桥梁及各种邮驿设施的维修保护等;边塞地区则由都尉府、候官、部、燧分级管理。秦汉文书驿传按是否使用交通工具分为以邮行,以次行、轻足行,依《秦律》规定,“近县令轻足行其书,远县令邮行之”。按交通工具的类型则可分为以车行、以马行,传车和传马又有质量与所用马匹数量的区别。
——摘编自臧嵘《中国古代驿站与邮传》
材料二 罗马帝国的道路把罗马和各行省连接起来,形成“条条大路通罗马”的盛况。管理邮传的主要有大区长官、运输官和承包商,权利逐次下降。二世纪后,改由运输官直接管理国家邮驿系统。承包商负责地方驿站的管理事务,下设从属官员和奴隶负责具体事宜,如驿马管理、维修马车等。大驿站设施齐全且兼有旅店性质,小驿站只提供更换马匹等中转服务。驿站并非全由国家建立，一些繁华地区的旅店也会被纳入邮驿系统。罗马帝国早期文书驿传多为步行,沿军用大道每隔一定距离配备一名信使,但这种"接力传递”无法保证每位信使都能准确解释文书信息。随着驿马增多,“驿站马车"传递文书的方式逐渐普及,通过马车,一名信使即可完成任务。
——摘编自王云庆.毕牧《秦汉与罗马帝国文书驿传制度比较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与罗马帝国文书驿传制度建设的相似之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秦汉相比罗马帝国文书驿传制度的不同之处,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文书驿传制度对秦汉国家治理的意义。
材料一 从先秦开始，中国的政治统治就带有浓厚的宗族色彩。夏商周三代，国家结构实际上为部族结构。部族血缘关系，构成了这一时期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因此，中国的政治制度一诞生，就具有家国一体化的特征。秦始皇统一后，宗族式的政治结构转变为家族式的 政治结构，政治制度也随之转变为“家天下”式的制度。此后历朝历代，虽然屡有更易，但“家天下”的本质始终不改。家与国的统一，表现在政治制度的内容上，就是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表现在传统的政治行为规范上，就是君臣关系、官民关系，都有如父子关系。
——摘编自刘文瑞《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皇帝制度与中央政府》
材料二 起初，西方的古希腊、古罗马都曾出现过“家国同构”。在早期社会，由于经济结构较为单一，人们之间的关系相对简单，在城邦与家庭之间还没有产生明显的利益冲突。因此，城邦与家庭的关系密不可分，两者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变法改革，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海外移民，氏族血缘关系逐步解体，家庭的政治组织色彩逐渐消退，尤其是在经过几次变法改革后，形成了以财产和地域为政治基础的国家制度，完成了个人从家庭成员到城邦公民的转换，形成了“家国异构”的社会政治结构模式。
——摘编自周靖《“家国同构”与“家国异构”--中西传统家国关系对法的影响的比较》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讯，指出“家国同构”在秦朝建立前后的制度性史实，并简析其在封建政治伦理中得以不断强化的思想因素。
(2)据材料二分析西方社会政治结构由“家国同构”转向“家国异构”的主要原因，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影响中西方“家国一体”走向不同的最主要因素。
材料一 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的必然结果就是贵族制让位于官僚制。官僚制是顺应中央集权和皇权制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在官僚制时代，不管是旧贵族、新贵族，还是新兴的士人阶层，都必须通过任命，转化为官僚，才能成为政体的直接参与者。
材料二 秦以后，官僚对皇权也起到很多的制约作用。由于儒学取得正统地位，先秦儒学中的民贵君轻、君臣共治、明主慎法等观念也得到传承。遇到贤明的君主，官僚就可以以此为据，抑制皇帝的私欲。官僚制度通过制度化的权力也可以约束皇权。
材料三 在明代的君臣冲突中，“礼”被抗争之臣反复提及，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礼”与“理”二者相通，士大夫据“礼”成“理”，持守理在君上的政治价值观，理在君上观的背后支撑是天下为公观、法祖观与君德观，这三种观念在传统政治文化中具有接近公理的地位。在士大夫观念中，已将顺从与匡救并举当做理想的臣道，并不以服从君主为是。明代士大夫虽国官职不同，具体的政治诉求不同，但就朝廷公共权力的分配这一角度看去，都指向反对皇权专制极端化。主张君臣分职、共治天下。
(1)据材料一，概括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带来的变化。
(2)据材料二，结合汉、唐史实说明“官僚对皇权也起到很多的制约作用”。
(3)据材料三，指出明代君臣冲突的原因。
材料一 秦统一后，废除六国旧币，法定货币仅限于两种，以黄金为上币，圆形方孔铜钱为下币。铜钱由国家统一铸造，严禁私人盗铸。圆形方孔从此成为中国古代铜钱的固定形制。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北宋铸币量很大，最多时高出盛唐十余倍，但仍不能满足商业发展需要，因此民间开始出现中国古代最早的纸币——交子，后来发行权为政府掌握，发行量不断增加。南宋纸币使用更加普遍，在商业活动中的重要性超出了铜钱。元朝基本不用铜钱，而是在全国范围内将纸币作为主币发行，称为钞。
明初以铜钱、纸钞为法定货币，白银在禁止流通之列。但纸钞因政府未能控制投放量而导致信用下降，渐至名存实亡，铜钱则因币材缺乏，铸币量难以满足流通的需要。明朝中期，朝廷被迫放松用银之禁，而通过海外贸易大量流入中国的白银恰好弥补了国内银矿不足的缺陷。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时，规定赋税折银征收，这说明民间使用白银已比较普遍。清代历朝都铸造铜钱，并在云南等地大力开采铜矿，但仍不能完全解决币材问题，同时用银之势也已不可遏止，因此在流通领域仍然是“用银为本，用钱为末”。大额交易通用白银，政府财政也以白银为计算单位。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分析秦朝统一货币的影响。(2)阅读材料二，结合所学，简述宋元时期货币的演变过程，分析明清时期白银货币化的原因。
材料一 周代的人们是生活在一个一个小的自治社会当中的，也就是小共同体当中。在这些小共同体中，各地诸侯大夫的权力是世袭的，不是上面的天子或者国君赐予的，因此也不能被他们剥夺。统治者的经济来源是自己领地的收入，而不是上一级给的工资。小共同体和大共同体的区别，或者说周秦之变的主要内容，就是政治组织形式变了，国家的汲取能力大大提高了。
——摘编自张宏杰《简读中国史》
材料二 （元）赵天麟奏议：“今立行省于外，维持错综，众建其官，有诸侯之镇而无诸侯之权，可谓于审力（政治稳定）之形矣”。
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文宗至顺元年，户部钱粮户数一千三百四十万六百九十九，视前又增二十万有奇，汉、唐极盛之际，有不及焉。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而高丽守东簿，执臣礼惟谨，亦所未见。
——摘引自《历代名臣奏议》及《元史地理志一》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指出“周秦之变”的主要含义。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角度，简要说明秦朝“国家的汲取能力大大提高”的原因。
(2)阅读材料二，指出赵天麟奏议中认为行省制形成“审力之形”的核心观点，并概括元代行省制度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