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材料二   如何使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环境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如何求得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配合，以创造农业发展的最佳背景，这就是秦汉隋唐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域契合的原因。但是当政治需要超过经济动机的时候，政区的地理背景就被忽视了，比如元代行省与自然环境的背离。然而这种不合理现象也不能长期维持，所以明清以后又渐渐使行政区划和地理区城趋向一-致。

一一摘编自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

材料   秦朝推行文书行政制度，即“通过文书下达命令，用文书向上汇报的行政制度”秦朝的文书行政是通过行文制度的规范来加以运作的，同时注重政府管理主体（官吏）的作用，对其体魄健康提出要求，并考察其品德诚信，强调从业人员的家族背景、清白及其资质；从行政管理的层次上看，借助公文流转的手段，秦朝的文书运转过程体现了鲜明的阶级色彩行文注重等级层次；从管理机制上看，秦朝较早启用了问责惩戒机制，对行政运作中文书处理的责任机制和奖惩机制有着较为明确的定位。可以说，秦朝的文书行政制度，既继承了先秦时期的部分成品，同时，这些制度也在不断的发展和创新中前行，对秦朝行政运作的推动产生重要的影响。归根结底，这种公文意识的觉醒，和秦朝强化中央集权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

——摘编自陈妙闽《从《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见行文制度看秦朝的行政运作和效率》

材料一   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过程

——据黄本骥《历代职官表》整理

材料二   明初的中书省组织庞大，职权很重，这一部门远承古代的宰相制度，近袭元朝中书省“录军国重事”的旧制。胡惟庸案不过是一个偶发的事件。问题的实质在于，朱元璋对于中书省在自己执行皇权时造成掣肘和潜在的威胁，早就高度不满和戒备。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三月，明太祖下旨，“令奏事毋关白中书省”，明显的意图是要限制中书省的职权，但这还不能从制度上根本解决问题，矛盾仍然相继出现。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因胡惟庸恃功骄纵，跋扈揽权，最终撤销中书省，废除宰相制。但是，事态的发展难以尽符主观愿望。首先是，以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来驾驭一个封建大帝国国家机器的运转，是极难做到的。仅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八日之间，收到中央和地方各部门的奏件就有1660份，其中反映的事件共有3391件。要求皇帝一一亲自批答如此浩繁的章奏，一一裁决如此众多的事件，显然是不可能的。“密勿论思，不可无人”，设置一定形式的辅政机关仍然有必要。

——摘编自韦庆远柏桦《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一   古代太原市行政区划历史变迁

——摘编自沈旸《丛衣集》

材料二   因元代中央宰相机构为中书省，派高级官员外出镇遏地方，称“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元人评价说：“国家置中书省以治内，分行省以治外，其官员秩略同，所以达远迩、均劳逸，参错出入，而天下事方如指掌矣。”行省辖区广阔，权力集中，地方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分割地方权力的制度有明显差异。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一 秦汉疆域辽阔,发达的道路系统为文书驿传提供了基本保障。秦汉时期,文书驿传制度在中央基本形成丞相府(东汉为尚书台)和典属国(汉成帝以后为大鸿胪)两级管理体制,而后者负责实际管理。在地方,郡县长吏负责邮驿机构吏员配置、过往使者接待、车马粮袜等物资供应、道路桥梁及各种邮驿设施的维修保护等;边塞地区则由都尉府、候官、部、燧分级管理。秦汉文书驿传按是否使用交通工具分为以邮行,以次行、轻足行,依《秦律》规定,“近县令轻足行其书,远县令邮行之”。按交通工具的类型则可分为以车行、以马行,传车和传马又有质量与所用马匹数量的区别。

——摘编自臧嵘《中国古代驿站与邮传》

材料二 罗马帝国的道路把罗马和各行省连接起来,形成“条条大路通罗马”的盛况。管理邮传的主要有大区长官、运输官和承包商,权利逐次下降。二世纪后,改由运输官直接管理国家邮驿系统。承包商负责地方驿站的管理事务,下设从属官员和奴隶负责具体事宜,如驿马管理、维修马车等。大驿站设施齐全且兼有旅店性质,小驿站只提供更换马匹等中转服务。驿站并非全由国家建立，一些繁华地区的旅店也会被纳入邮驿系统。罗马帝国早期文书驿传多为步行,沿军用大道每隔一定距离配备一名信使,但这种"接力传递”无法保证每位信使都能准确解释文书信息。随着驿马增多,“驿站马车"传递文书的方式逐渐普及,通过马车,一名信使即可完成任务。

——摘编自王云庆.毕牧《秦汉与罗马帝国文书驿传制度比较研究》

材料一秦始皇认为周朝采用的封建制，致使地方方国或封国权力过大，中央政权无法对其有效 控制，最终采用了郡县二级制的治国方式。西汉初期，刘邦吸收周代的封建制和秦朝二级制 的优缺点，形成西汉特有的既有封国存在，又采用了二级制地方行政层级的体制。到了东汉 末年，原来只是虚设的州演变成一级行政机构，三级制的地方行政层级体制就此形成。隋朝   对南北朝时期地方行政层级体制的混乱局面进行了有效治理，主要做法是撤郡、并省州县， 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二级制地方行政层级体制。唐朝进一步对州县进行合并，同时，设立 “道”来划分监察官员的巡察区域。唐后期为了边防军事需要设立方镇（亦称藩镇），道与方 镇逐渐融合，演变成了一级行政机构。于是，地方行政层级体制从原来的二级制变成三 级制。

——摘编自宋学文《中国地方行政层级体制的历史嬗变规律辨析》

材料二宋太宗吸取唐朝失败教训，“杯酒释兵权”，对节度使“收其支郡，夺其兵权，制其钱谷”， 不许地方州郡一级长官兼任一个州郡以上的职务，并派文官担任州郡长官。又以天下土地   形势，根据交通线设置路作为地方最高一级政权，路分置经略安抚司、运转使司、提点刑狱   司、提举常平司，分别掌管地方的军、政、刑、财，这四司互不统属，都直接对皇帝负责。同时，“始置诸州通判”，“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可否裁决，与守臣通签书施行”。对于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而言，行政层级少，则管理幅度大，容易失控；行政层级多，则管理链条长，效率低下。因而，地方行政层级不可过多，也不可过少，存在一个可容忍的变动区间。地方行政制度的这种内在要求，接纳中央集权演变而来的新的高层政区，必须使原有的高层政区级别逐层下降，或取消，以保持地方行政层级的相对平衡。纵观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史，县作为地方行政层级的基层政区，是相对稳定的。县以上地方行政层级，受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博弈往往处于震荡变动之中。

——摘编自成军《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层级嬗变及启示》

前辈学者受史料限制，未能具体考察秦汉时期“卿”的动态演变。1983年新发现的张家山汉简丰富了研究秦及汉初制度的史料，其中即有“卿”。

材料一   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隗林、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樛从，与议於海上。

——《史记·秦始皇本纪》

材料二   出土的秦及汉初律令、官文书中，作等级制度的“卿”是爵称，指左庶长至大庶长九级爵位。汉初的《二年律令·赐律》记载：“赐不为吏及宦皇帝者，关内侯以上比二千石，卿比千石，五大夫比八百石，公乘比六百石”。《二年律令·置后律》记载：“疾死置后者，彻侯后子为彻侯，其毋适（嫡）子，以孺子子。关内侯后子为关内侯，卿候（后）子为公乘，五大夫后子为公大夫，公乘后子为官大夫。”

——摘自《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

材料三   西汉后期卿爵与官称“卿”的格局随着爵、官制度的发展而变化。由于侯卿大夫士爵位分层逐渐被打破，爵称卿愈发稀见，以至消失于史籍。同时，伴随着等级秩序向“官重爵轻”方向发展以及儒家复古改制观念兴起，“卿”指称职官更加常见，并逐步制度化。官称“卿”的制度化进程从其相关称谓的变化里可以窥见一二。

——摘编自杜晓《秦及汉初“卿”的性质及其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