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秦朝推行文书行政制度，即“通过文书下达命令，用文书向上汇报的行政制度”秦朝的文书行政是通过行文制度的规范来加以运作的，同时注重政府管理主体（官吏）的作用，对其体魄健康提出要求，并考察其品德诚信，强调从业人员的家族背景、清白及其资质；从行政管理的层次上看，借助公文流转的手段，秦朝的文书运转过程体现了鲜明的阶级色彩行文注重等级层次；从管理机制上看，秦朝较早启用了问责惩戒机制，对行政运作中文书处理的责任机制和奖惩机制有着较为明确的定位。可以说，秦朝的文书行政制度，既继承了先秦时期的部分成品，同时，这些制度也在不断的发展和创新中前行，对秦朝行政运作的推动产生重要的影响。归根结底，这种公文意识的觉醒，和秦朝强化中央集权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
——摘编自陈妙闽《从《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见行文制度看秦朝的行政运作和效率》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朝文书行政制度的运作特点并分析其背景。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秦朝文书行政制度的影响。
材料一 中国古代公文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殷商甲骨卜辞中已有“令”“告”“册”等公文雏形，西周出现“命”“诰”“誓”等王命文书，分别用于授官赐爵、发布政令或训诫臣僚、征伐誓师等重要活动。但总起来看，这一时期的公文文种及数量还很有限，较为系统的行文关系尚未形成。秦汉时文书种类增加，开始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云梦秦简《内史杂》云：“有事请（也），必以书，毋口请，毋（羁）请”；王充《论衡》云：“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
材料二 唐代正式公文达到15种，更加规范，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宋代公文文种全方位增多，地方官府间及中央与地方间文书往来远胜前朝，这与地方行政机构的叠床架屋直接有关。元朝皇帝专用文种诏令分为蒙诏和汉诏，以蒙诏为主体，呈现出鲜明的等级色彩。明代皇帝专用文种新增了谕旨，可以绕开文官政府直接下达，到清代开始制度化。清代臣子有一特殊的上奏文种——“奏折”，可以直达御前，增强了保密性。
——摘编自何庄《古代公文文种变迁原因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周文书政治的特点，说明秦汉时期文书种类增加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概括唐以后文书政治的发展趋势。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影响秦汉以来古代公文文种变迁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 秦汉疆域辽阔，发达的道路系统为文书驿传提供了基本保障。秦汉时期，文书驿传制度在中央基本形成丞相府（东汉为尚书台）和典属国（汉成帝以后为大鸿胪）两级管理体制，而后者负责实际管理。在地方，郡县长吏负责邮驿机构吏员配置、过往使者接待、车马粮秣等物资供应、道路桥梁及各种邮驿设施的维修保护等；边塞地区则由都尉府、候官、部、燧分级管理。秦汉文书驿传按是否使用交通工具分为以邮行，以次行、轻足行，依《秦律》规定，“近县令轻足行其书，远县令邮行之”。按交通工具的类型则可分为以车行、以马行，传车和传马又有质量与所用马匹数量的区别。
——摘编自臧嵘《中国古代驿站与邮传》
材料二 罗马帝国的道路把罗马和各行省连接起来，形成“条条大路通罗马”的盛况。管理邮传的主要有大区长官、运输官和承包商，权利逐次下降。二世纪后，改由运输官直接管理国家邮驿系统。承包商负责地方驿站的管理事务，下设从属官员和奴隶负责具体事宜，如驿马管理、维修马车等。大驿站设施齐全且兼有旅店性质，小驿站只提供更换马匹等中转服务。驿站并非全由国家建立，一些繁华地区的旅店也会被纳入邮驿系统。罗马帝国早期文书驿传多为步行，沿军用大道每隔一定距离配备一名信使，但这种“接力传递”无法保证每位信使都能准确解释文书信息。随着驿马增多，“驿站马车”传递文书的方式逐渐普及，通过马车，一名信使即可完成任务。
——摘编自王云庆.毕牧《秦汉与罗马帝国文书驿传制度比较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与罗马帝国文书驿传制度建设的相似之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秦汉相比罗马帝国文书驿传制度的不同之处，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秦汉疆域辽阔,发达的道路系统为文书驿传提供了基本保障。秦汉时期,文书驿传制度在中央基本形成丞相府(东汉为尚书台)和典属国(汉成帝以后为大鸿胪)两级管理体制,而后者负责实际管理。在地方,郡县长吏负责邮驿机构吏员配置、过往使者接待、车马粮袜等物资供应、道路桥梁及各种邮驿设施的维修保护等;边塞地区则由都尉府、候官、部、燧分级管理。秦汉文书驿传按是否使用交通工具分为以邮行,以次行、轻足行,依《秦律》规定,“近县令轻足行其书,远县令邮行之”。按交通工具的类型则可分为以车行、以马行,传车和传马又有质量与所用马匹数量的区别。
——摘编自臧嵘《中国古代驿站与邮传》
材料二 罗马帝国的道路把罗马和各行省连接起来,形成“条条大路通罗马”的盛况。管理邮传的主要有大区长官、运输官和承包商,权利逐次下降。二世纪后,改由运输官直接管理国家邮驿系统。承包商负责地方驿站的管理事务,下设从属官员和奴隶负责具体事宜,如驿马管理、维修马车等。大驿站设施齐全且兼有旅店性质,小驿站只提供更换马匹等中转服务。驿站并非全由国家建立，一些繁华地区的旅店也会被纳入邮驿系统。罗马帝国早期文书驿传多为步行,沿军用大道每隔一定距离配备一名信使,但这种"接力传递”无法保证每位信使都能准确解释文书信息。随着驿马增多,“驿站马车"传递文书的方式逐渐普及,通过马车,一名信使即可完成任务。
——摘编自王云庆.毕牧《秦汉与罗马帝国文书驿传制度比较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与罗马帝国文书驿传制度建设的相似之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秦汉相比罗马帝国文书驿传制度的不同之处,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文书驿传制度对秦汉国家治理的意义。
材料一 从先秦开始，中国的政治统治就带有浓厚的宗族色彩。夏商周三代，国家结构实际上为部族结构。部族血缘关系，构成了这一时期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因此，中国的政治制度一诞生，就具有家国一体化的特征。秦始皇统一后，宗族式的政治结构转变为家族式的 政治结构，政治制度也随之转变为“家天下”式的制度。此后历朝历代，虽然屡有更易，但“家天下”的本质始终不改。家与国的统一，表现在政治制度的内容上，就是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表现在传统的政治行为规范上，就是君臣关系、官民关系，都有如父子关系。
——摘编自刘文瑞《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皇帝制度与中央政府》
材料二 起初，西方的古希腊、古罗马都曾出现过“家国同构”。在早期社会，由于经济结构较为单一，人们之间的关系相对简单，在城邦与家庭之间还没有产生明显的利益冲突。因此，城邦与家庭的关系密不可分，两者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变法改革，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海外移民，氏族血缘关系逐步解体，家庭的政治组织色彩逐渐消退，尤其是在经过几次变法改革后，形成了以财产和地域为政治基础的国家制度，完成了个人从家庭成员到城邦公民的转换，形成了“家国异构”的社会政治结构模式。
——摘编自周靖《“家国同构”与“家国异构”--中西传统家国关系对法的影响的比较》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讯，指出“家国同构”在秦朝建立前后的制度性史实，并简析其在封建政治伦理中得以不断强化的思想因素。
(2)据材料二分析西方社会政治结构由“家国同构”转向“家国异构”的主要原因，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影响中西方“家国一体”走向不同的最主要因素。
材料一 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的必然结果就是贵族制让位于官僚制。官僚制是顺应中央集权和皇权制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在官僚制时代，不管是旧贵族、新贵族，还是新兴的士人阶层，都必须通过任命，转化为官僚，才能成为政体的直接参与者。
材料二 秦以后，官僚对皇权也起到很多的制约作用。由于儒学取得正统地位，先秦儒学中的民贵君轻、君臣共治、明主慎法等观念也得到传承。遇到贤明的君主，官僚就可以以此为据，抑制皇帝的私欲。官僚制度通过制度化的权力也可以约束皇权。
材料三 在明代的君臣冲突中，“礼”被抗争之臣反复提及，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礼”与“理”二者相通，士大夫据“礼”成“理”，持守理在君上的政治价值观，理在君上观的背后支撑是天下为公观、法祖观与君德观，这三种观念在传统政治文化中具有接近公理的地位。在士大夫观念中，已将顺从与匡救并举当做理想的臣道，并不以服从君主为是。明代士大夫虽国官职不同，具体的政治诉求不同，但就朝廷公共权力的分配这一角度看去，都指向反对皇权专制极端化。主张君臣分职、共治天下。
(1)据材料一，概括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带来的变化。
(2)据材料二，结合汉、唐史实说明“官僚对皇权也起到很多的制约作用”。
(3)据材料三，指出明代君臣冲突的原因。
材料一 周代的人们是生活在一个一个小的自治社会当中的，也就是小共同体当中。在这些小共同体中，各地诸侯大夫的权力是世袭的，不是上面的天子或者国君赐予的，因此也不能被他们剥夺。统治者的经济来源是自己领地的收入，而不是上一级给的工资。小共同体和大共同体的区别，或者说周秦之变的主要内容，就是政治组织形式变了，国家的汲取能力大大提高了。
——摘编自张宏杰《简读中国史》
材料二 （元）赵天麟奏议：“今立行省于外，维持错综，众建其官，有诸侯之镇而无诸侯之权，可谓于审力（政治稳定）之形矣”。
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文宗至顺元年，户部钱粮户数一千三百四十万六百九十九，视前又增二十万有奇，汉、唐极盛之际，有不及焉。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而高丽守东簿，执臣礼惟谨，亦所未见。
——摘引自《历代名臣奏议》及《元史地理志一》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指出“周秦之变”的主要含义。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角度，简要说明秦朝“国家的汲取能力大大提高”的原因。
(2)阅读材料二，指出赵天麟奏议中认为行省制形成“审力之形”的核心观点，并概括元代行省制度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材料一 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的必然结果就是贵族制让位于官僚制。官僚制是顺应中央集权和皇权专制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在官僚制时代，不管是旧贵族、新贵族，还是新兴的士人阶层，都必须通过任命，转化为官僚，才能成为政体的直接参与者。
材料二 秦以后，官僚对皇权也起到很多的制约作用。由于儒学取得正统地位，先秦儒学中的民贵君轻、君臣共治、明主慎法等观念也得到传承。遇到贤明的君主，官僚就可以此为据，抑制皇帝的私欲。官僚制度通过制度化的权力也可以约束皇权。
材料三 行省实行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即通过行省官员集体开会共同负责），行省官员通常由平掌、右丞、左丞、参知政事等六七人组成。……无论行政、财政、军事、司法诸事权，朝廷总是在直接掌握某些基本权力（如主要军队、官吏任用等）的同时，把相当一部分权力分寄于行省，然后借行省集权于中央。显而易见，元行省制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
——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带来的变化。
（2）分别列举秦朝、汉朝、唐朝的史实各一例，说明材料二中“官僚对皇权也起到很多的制约作用”。
（3）根据材料三及所学知识，说明“行省制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的理由。
（4）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梁启超认为，秦代实行专制，与秦始皇“夷六国”“扫封建”而设郡县密切相关。“有郡县，然后土地人民直隶于中央政府，而专制之实乃克举。亦惟以如此广漠辽阔之土地，而悉为郡县以隶于中央政府，则非大行专制不能为功。中国自周末贵族政治澌灭，失去限制君权的阶级，致使专制政治不断得到加强。权臣于国有利有病，但对于君主则病多于利，故欲行完全专制政体之君主，无不摧灭之”。
——摘编自张昭军《“中国式专制”，抑或“中国式民主”》
材料二 自武帝以来，中国政府之组成，既不在于贵族，亦不出于军人，而为一种建立于民众信托之上之“文治政府”。盖操之于非宗教、非封建、非专制、非商业资本之另一中层阶级之手。此即后世之所谓“乡绅”与读书人，此即封建时代“士”者之化身。
——《钱宾四先生全集》
（1）根据材料一，概括梁启超认为中国古代实行君主专制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民众信托之上之‘文治政府’”的含义及形成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文治政府”，对君主专制制度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