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方的协商民主是对代议制民主的修补，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应然”而不是“实然”，是一种政治理想而不是一种解释性的框架，它侧重于民主“应当如何”但并不是“实际怎样”的问题。公共理性是协商民主中的一个重要支柱，但事实上往往只有与宏观政策相联系并在远离个人利益和直接利益的条件下才能产生不约而同的“共谋”而起作用。在微观层面，公共理性受到直接利益和现实利益的纠葛往往容易丧失公共的意蕴而处于一种碎片化和无序化状态。西方协商民主的制度形式普遍存在于实行多党制或者两党制的国家中，它是协调政党与政党之间以及政党内部利益与矛盾的重要方式。多元一致是协商民主的最大理想、愿望和目标，然而多元化利益与多元化主体存在诸多“可通约性”，也必然存在诸多“不可通约性”，“异质性”的分歧有可能通过协商达成妥协和一致，或者是暂时的“悬而未决”，也可能根本就不能达成一致。

——摘编自许忠明《西方协商民主的背景、演变与缺陷》

材料二   中国的协商民主，经历了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以及《新民主主义论》对民主政治制度的设计，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协商建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权机关、党派团体和基层治理中各种协商民主的实行。参与协商的主体囊括了来自各社会阶层、各类政治主体的力量。有执政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社会团体等在人民政协的协商；有重要决策之前执政党与政协、人大等方面的协商；有民主恳谈会、参与式预算等协商实践。中国的协商民主既尊重了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了少数人的合理要求。同时，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体制机制建设和程序设计，将协商民主以法律、规章和制度等形式确立下来，并在实践中得到稳定持续实施的民主形式。

——摘编自陈家刚《当代中国的协商民主：比较的视野》

材料一   1688年，英国发生“光荣革命”。英国议会邀请玛丽和她的丈夫荷兰执政威廉来英国，共同登上王位。在此之前，议会发布《权利法案》规定立法、征税等权力归议会所有，同时还规定国王维持常备军的时间不可超过半年，否则无法得到议会拨款。进入18世纪后，国王甚至连内阁事务也不再干预。随着选举制的发展，政党取代个人成为政治生活的主角，两党相互竞争，获胜者可以获得组阁的权力。由多数党组成的内阁，虽然形式上仍由国王任命，实际上听命于议会。

——摘编自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

材料二   18世纪后期，英国工业发达的西北地区出现了曼彻斯特、伯明翰等新兴城市。然而这些人口众多的城市却没有议员名额，土地贵族集中的东南部各郡的农村地区和旧市镇虽然人口凋零，却仍有选派议员的权利。新兴的工业贵产阶级要求扩大议会选举权，激进者主张实行普选、秘密投票。英国工人阶级也不断斗争，要求本阶级代表进入议会。本来不支持改革的首相墨尔本也认为“（改革）不可避免”。1832年英国议会通过改革法案，将选举财产资格限制降为年收入10镑，租房者年租降为10镑，租地者降为50镑。总计有56个“衰败选区”的选民人数已不足2000，其代表名额被取消，重新分配给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大城市。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