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据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馆藏清廷废科举“上谕”整理

材料二“废科举，兴学校，这个小县城里增添了几个疯子。有人投河跳井，有人跑到明伦堂（明伦堂是孔庙的正殿，供着至圣先师的牌位）去痛哭。就在高先生所住的东街的最东头，有一姓徐的呆子。这人不知应考了多少次，到头来还是一个白丁……自从停了科举，他又添了一宗新花样……他这样哭了几年，一口气上不来，死在街上了。”

——摘编自汪曾祺小说《徙》（1981年）

材料三1909年前后，全国各地相继发生了毁学事件，宜春毁学事件因斗争激烈，波及范围广，在社会上形成了轰动的影响力，并见诸《申报》《大公报》《时报》《新闻报》等报纸杂志。该事件是由政府废科举后办学堂抽捐学税引起的。

——摘编自罗添尹《清末新政下科举废除的回应——以宜春毁学事件为视域》

材料一   宋代科举考试中，应试者的出身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才能，因此，无论是官宦、世家之子，还是贫贱、下人之后，均可同场应试，试卷经弥封、誊录后，除试卷所反映出来的才能高低外，已无任何差别，亦即是说，所有的应试者均站在同一平台上参与竞争，任何人都没有特权。正是这种公正和平等，保证了官僚阶层始终不断地有新鲜血液予以补充，从而也保证了官僚阶层的精英地位。而大量庶族寒门弟子在这种公正、平等观点的影响下，通过“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科举考试，进入仕途，有的甚至还跻身高官显要，这一现象自然激发了社会各阶层冲刺科场的热情。

——摘编自徐红《宋朝科举制度的改革与社会价值观的演变》

材料二   中国社会进入了近代以后，人们对读书做官的思想有了新的认识。“古往今来读书做官为人生第一要务，今乃视为畏途”，随着读书做官信仰体系的崩溃，许多人对科举功名的态度也渐趋冷漠，更有视功名如敝帚的。现实生活中商业利润的巨大诱惑是那样地吸引人，连读书人也“往往羡慕商人，以为吾等读书，皆穷困无聊，不能得志以行其道，每至归咎读书”，故“凡为聪慧子弟悉为商贾，不令读书”。1905年4月19日《中外日报》报道了广东科试情形：“本届科试，广府属各县循例考试，而应试者无不因之大减。其中人数最减少者，以番禺为最。昨该县初复时，与考者不过八百余人，以视往岁人数众多，殆有天壤之别。”

——摘编自杨齐福《近代士人文化心态的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解体》

材料一   科举制长期讲求道德伦理的结果，则是忽视了对自然科学的引导。但是，到了近代，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外国工业品大量倾销中国，逐渐破坏了中国的农业社会结构。外国资本主义在华投资设厂和洋务企业的兴办，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变得复杂起来，出现了对人才要求多样化的急剧变化，迫使统治者不得不重视对近代所需人才的培养和选拔，这就要求科举制能做出相关调整和变革。

——摘编自董应龙《晚清科举制度变革考》

材料二   20世纪初，清廷借新政之契机，逐步确立并完善了新的人才选拔制度。人才选拔制度变革的主观动机是维护即将崩溃的封建统治，但新式人才的培养和积累从整体上看是封建统治的离心力量，他们或许能够改变中国的命运，但绝不会挽救清王朝的统治。变革的积极因素并不能净化已经腐败不堪、积重难返的官场政治，存在于封建社会内部的体制性根源使得清末人才选拔制度的变革逐渐异化，并最终走向失败。

——摘编自刘霆《论清末人才选拔制度的变革与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