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 人物 | 政治主张 |
| 孔子 | “为政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
| 老子 | “无为而民自化”“为无为，则无不治” |
| 韩非 | “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 |
——引自《论语》《老子》韩非子》
材料二 “贞观之治”成绩的取得，是以人为本、以德治国这一政治路线的成功。以往谈及贞观之治，只是一味强调唐太宗、魏征等人的自觉，常常忽略中国制度的重要背景。魏征从贞观七年开始担任门下省的长官，直至贞观十七年去世，都是门下省的负责人。唐太宗与魏征的关系，与三省制关系密切，而三省制的运行机制，更值得重视。唐朝也被称为“律令国家”，因为它把中国自汉魏以来的传统律法、律令做了一番非常完善的总结和提炼，形成了律令制度……《唐律疏议》对古代亚洲各国如日本、朝鲜、越南等的立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摘编自荣新江等《唐：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
材料三 回顾人类文明史，编纂法典是具有重要标志意义的法治建设工程，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向繁荣强盛的象征和标志。民法是民事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而现行民事立法中的有些规范已经滞后，难以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编纂民法典，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注重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事法律规范。
——摘编自王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
(1)根据材料一，概括孔子、老子、韩非的政治主张。结合所学，指出秦汉时期治国主导思想的演变。(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从三省制运行机制的角度说明“唐太宗与魏征的关系”，并概括《唐律疏议》在中外法制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在新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颁布的必要性。
材料一 西周晚期以来，传统的天与天命观念饱受质疑，然而，天的崇高性并未遭到根本性打击。春秋社会，混乱的现实刺激人们思考天命是否在周的问题。春秋金文显示，诸侯们纷纷宣称膺受天命，传统天命观念至此发生重大变化。但同时，祭祀中的尊卑等级屡屡为时人所强调，天帝总是与人间权力最尊者相匹配。春秋社会，人们进一步总结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善之代不善，天命也”的观念，深刻阐明上天无亲疏之别，只辅助有德之人；天助善而祸不善，政必归善者的道理，将天命与德行的关系扣得更紧。春秋时人又常常引用西周天命无常之语以诚当下。凡此种种，皆是在周初“天命靡常”“敬天保民”的传统思想轨道中作进一步的论述，深化、升华了周初天授明德的政治理想。
——摘编自曹大为、商传、王和、赵世瑜《中国大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时期天命观的变化并分析变化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春秋时期天命观的历史影响。
材料一 古代中国法律一开始便成了家族本位和专制主义的附属品。这种单极的政治统治观，从商朝的天道观使王权与神权相结合开始，至周礼损益形成政治与伦理相一统的宗法等级观，秦以后皇权制度化和法律化，使得中华法系未有限制皇权的法律的可能。以至于清末立宪仍以“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告终。“法自君出，权尊于法”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传统，法律实用主义工具化，使之用来维护君权，君权又凌驾于法律之上。在这样的法律传统下，是无法产生核心价值为社会力量对国家公权力进行制约以保障个人权利的宪政性质法律的，更谈不上宪法部门了。
——摘编自朱政《论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与部门法》
材料二 中国社会更加注重自上而下“大一统”的集中式管理，追求上下一致，内外和谐的社会效果，国家治理方面则是德法并举、刚柔相济，最终形成一个高效、有序、成体系的法律文化闭环，这样的历史文化传统可以被概括为“统而有序”。与之相应，西方的欧美国家特别看重个体权利和程序正义，主张在每个人、每个社区、每个民族（种族）的自由权利基础上不断取得各自的民主进步，这样的历史文化传统可以被概括为：“散而民主。”
——摘编自冯玉军《中西法律文化传统的形成与比较》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法律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方法律和中国古代法律呈现不同特征的原因
